来论

　　美联储大幅降息再度表明危机超预期

　　国际金融界预期中的美联储降息行动来临了，但降息的幅度超过了大多数人的预期。继上个月罕见地在两次利率会议之间将贴现率下调50个基点之后，在9月18日的利率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投票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和贴现率双双下调50个基点，前者从5.25%下调至4.75%，后者下降到5.25%，这是联储自2003年6月以来首次降息。

　　“上半年经济增长温和，但信贷条件紧缩有可能加剧房市下滑，并在更广泛的层面上约束经济增长。”——联储公告的这段开场白已经说明了此次大幅度降息的必要性。随着次级按揭危机逐步深化，人们越来越感到这场危机的深度和广度超过了危机初期的预期。

　　就美国而言，尽管近期公布的经常项目收支、个人消费等数据外表还算光鲜，但8月份非农就业人数下降4000人，为4年来首次下降。而且，根据美国

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R)9月5日宣布的数据，由于次贷危机拖累楼市，美国现房销售已跌至6年来最低点；经济合作组织同日也警告说美国楼市已经到达自9·11恐怖袭击以来历史最疲软时期，并敦促美联储尽快降息以防止美国经济崩溃。

　　就国际而言，即使不考虑英国维多利亚抵押基金(Victoria Mortgage Funding)已经陷入困境，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又译“诺森罗克银行”)出现挤兑，假定绝大多数海外机构如同日本银行9月11日＜金融系统报告＞所宣称的那样在美国次级按揭中损失极为有限；但危机传染的途径从来就不止一条。由此在全世界配置投资的对冲基金等高杠杆机构投资者蒙受了资产直接损失和股东撤资双重打击，仅7月份对冲基金撤资净额就高达7000亿美元，至少为2000年以来最高，这类高杠杆机构投资者被迫收缩在其它市场的投资而回归母国，其它市场已经感到了来自这条渠道的冲击，东京市中心房地产价格涨幅就是因为这个因素而正在急剧缩小。

　　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降息可以说是确确实实有必要也有前瞻性的；但是，美联储的救援行动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副作用。早在美欧日中央银行大规模注入流动性以便救市之时，斯蒂芬·罗奇已经提出了此举有加剧流动性过剩的风险；此次加息也很有可能让投机者受益更多，政策所真正应当帮助的中低收入受害者反而受益不多。

　　不错，伯南克早在8月份就致信国会，主张通过改善信贷条件帮助那些受到住房市场降温和信贷紧缩冲击的次级住房按揭市场中低收入借款人，但油价堪称这一轮全球性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直到现在，在投资基金们借助美国原油商业库存大幅度下降等消息的爆炒之下，国际市场

原油期货价格仍然继续走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继前几天盘中首次突破每桶80美元大关、创造每桶79.91美元的历史最高收盘价格之后，在美联储降息促进原油需求扩张的预期下，又在9月18日盘中创造81.24美元／桶的新纪录，并创造了80.57美元／桶的收盘价格最高纪录。这样的副作用恐怕就不是单纯降息所能解决的了，还需要其它措施配合。毕竟，对于投机者(特别是来自核心国家、因而投机道德风险格外强烈的投机者)而言，危机是一场“痛苦但有益”(借用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语)的教训。(青云　北京)

　　需要多考虑更具民生的课题

　　国家统计局9月18日发布报告指出，十六大以来，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增长，总量在世界的位次由第六位跃居第四位，人均国民总收入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实现了连续四年10%以上的增长速度。

　　这确实让国人为之振奋。然而，笔者觉得，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变得越来越富强，但是，我们应该以宽泛的视角，来考虑更具民生的课题。据数据统计显示，近年来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1998年的17.5%上升到2003年的20.2%，而居民所占比重则由1998年的68.1%下降到2003年的64.8%。　笔者觉得，从现实情况来看，至少有三方面因素，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长的有限空间。其一：沉重的税收负担和各种收费。从2000年进入＜福布斯＞统计开始，中国的税收负担指数便一路上扬，2002年位居第三，2005年更是以160的指数“跃升”全球第二；与此同时，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通过调研发现，我国每年至少有2万亿元预算外各种收费游离于财政管理之外。

　　其二，一些行政成本的猛增与决策失误所造成的巨额浪费。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称我国行政管理费用25年增长87倍，大大超过了同期GDP的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三公”开支更是触目惊心。对行政决策失误的危害性，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远比一件贪污受贿大要案件造成的损失和危害大得多。

　　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5000亿元。

　　其三，还有国企改制沉没成本。据国资委副主任邵宁透露，仅职工身份置换，至少还需要8000亿元到1万亿元。由此推算可知，已经改制的国企，国家为其埋单也绝非小数额。

　　正是因为以上情况的存在，使得在一些改善民生的领域显得力不从心。这些年来，由于公众在住房、医疗和教育方面，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许多人一再呼吁增加教育、医疗以及廉租房的投入力度。可以预知，如果我们在清理各种收费和减税上有大动作，如果我们在相关制度方面进行改善，那么，就有望走出“国富民不强”的怪圈。(吴睿鸫　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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