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跨国公司价值重新审视

　　宋蕾 杨正莲

　　主持人：

　　李维安 南开大学商学院院长

　　秦朔 《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时间：2007年9月13日

　　地点：北京嘉里中心酒店

　　嘉宾：

　　幸公杰 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中国执行董事、北京分行行长

　　北野雅教 伊藤忠中国董事总经理

　　石东伟 安捷伦科技大中华区副总裁

　　葛明 安永华明董事长

　　徐启威 思科全球副总裁

　　陈锦亚 美铝亚太区总裁

　　钟国仪 联邦快递中国区副总裁

　　9月13日，由北京市朝阳区政府、第一财经日报社联合主办的“2007北京跨国公司领袖峰会”在北京举行。

　　会议关注的问题仍然是“本土化”、“中国市场布局”和“企业社会责任”等。但在新的背景下，跨国企业对这些无疑有了更深的思考和探索。例如，在 “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人们已不再只关注跨国公司为中国带来多少利润、效益。在环保、就业等各方面，跨国企业也开始受到了公众、行业机构的监督与审视。

　　落户北京朝阳CBD的多位跨国企业中国区高层出席了峰会，重新审视跨国公司在中国面临的新问题，就这些新环境、新问题进行了深度对话。

　　跨国企业治理优势

　　李维安：改革开放以来，在华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共同成长当中，有很多需要互相学习和互相摩擦的东西。最近出现了一些跨国公司并购本土企业引起的一些讨论，比如徐工机械问题，达能与娃哈哈的问题，还有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以及商业贿赂的追究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发展都是非常不利的。这些问题应该说是公司治理问题，不是哪个管理环节发生了问题。

　　在公司治理上，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有什么不同？

　　幸公杰：我非常同意刚才李教授说的公司治理概念。没有好的治理机构，任何一个谣言都会把你打下来，但是有一个好的治理制度，很快就会在社会上建立非常好的信誉。

　　为什么我们要有很好的社会责任？这是长期的、制度化的、有强大治理制度之下地保护我们的名誉风险。企业的最大价值就是创造利润，我们现在所用的对企业的评定标准不是看以前，而是看以后他是否会产生风险。

　　北野雅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有相当的改善。过去，在经营理念、管理方式，对人力资源的想法、财务管理等方面，中国企业跟我们不太一样，目前比较完善、透明、规范的公司越来越多了。

　　我们公司自己没有什么产品，最重要的资源是人才。我们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和培训。我们有一个人事制度，并且不断地给员工提出要遵守法律，遵守信誉，遵守社会责任。公司是1858年在日本建立的，我们知道不遵守这些东西，公司就马上倒闭。我们公司明年在中国建立一个信息人才中心，主要目的是培养国际化的人才，有这样的人才我们才能避免这些问题。

　　石东伟：我第一次到美国总部去访问，觉得一定要去惠普的档案馆看看。我看到了一个让我非常震惊的资料，就是两位创始人在成立惠普公司的时候，他们有一份商业协议书，这份协议书上面双方投资规模是280美元，两个人都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公司的名字也是扔一个钢币，看谁的名字放在前面来决定的。就是这么一个企业，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能够发展成一个“航空母舰”，我想它的公司治理肯定是有非常独到的一面。

　　企业为什么会成功？核心在于优秀的企业文化。几十年内形成了一套固有的文化，这是一种职业操守的坚持。实际上有很多百年老店，大家的企业文化很相近，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会针对不同的内容而变化，核心内容则是永远不会变化的。

　　西方企业在讲公司治理的时候，把企业荣誉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甚至是在生死存亡的位置上。

　　葛明：我们

会计师事务所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一个是我们公司内部，一个是对客户的公司治理如何评价。

　　安永华明治理优势也完全取决于制度设计和执行，这来源于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发展，使得竞争没有国界。因此，我们不能说企业面对的还是本国的环境。安永的企业治理理念必须是与时俱进和符合潮流的。

　　特别是前几年安然事件引发的

审计责任，我们自身的治理和重视程度也提到空前的高度。从新员工入职手册到各级管理人员的职业操守，都融入了公司的治理理念。特别是对合伙人的管理更加严格，制度设计上增加了很多合伙人资历报告，设立了一些内部的监管部门，以确保质量第一的治理理念能够得到贯彻。

　　企业的治理跟个人健康管理的道理是一样的，通过治理可以提高企业的免疫力。

　　合资纠纷的解决之道

　　李维安：外资和中资共同发展，在合作合资当中，开始比较好，做大之后在控股权等方面开始产生纠纷，比如说娃哈哈达能纠纷。那么，怎么样避免这类问题而达到双赢的局面？

　　我认为竞争对手最好都比较规范，这样竞争起来才有利，所以如何从跨国公司治理的经验中学到长处，改变重管理轻治理的认识误区，增加治理意识，是中国企业的发展之道。

　　事实上，更多关键时候，治理权确实比管理权更重要，合资合作中，中方如果想保持控制权，就要设立治理机制，我们必须重视初始的治理。

　　银行、保险等一放开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中国企业必须要检讨预测能力和控制能力。

　　幸公杰：我认为，第一，纠纷是难免的；第二，纠纷解决的方案和国家的治理者是非常有关联的；第三，全世界都看着中国政府内部的治理制度；第四，有了好的治理制度的国家，它的商业机会和发展一定是最好的。

　　北野雅教：如果双方同意的话，还是经济上可以谈好。另外，由于双方对合作伙伴的理解，文化习惯的不同，各方面都没有很好地相互理解，这个事情还得双方都努力。

　　石东伟：随着

中国经济成为全球经济的一部分，它的比重会越来越大，我们要营造很好的环境，就像婚姻一样，必须是双方你情我愿，才能门当户对。

　　另外，几十年以后我们国家的市场环境越来越成熟，我们希望用更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外资。

　　葛明：我们本身也是个中外合作的会计师事务所，我觉得如果中外双方能达到和谐，最终还得回到刚才刘院长提到的公司治理的问题。

　　公司治理不是对员工怎么治理，内部审计的设计、独立董事制度的设计等，实际上都有具体的规定。早期成立的一些合资企业，可能在这方面不完善，或者没有增加这方面的改变，因此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中外合资企业绝大部分都经营得不错，否则，我们外资的成绩也不会这么大。

　　在全球化、世界是平的这么一个理念下，任何一个企业，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外资的，民营的还是国企的，都应该遵循国际惯例和国际准则，才能实现和谐的科学发展或可持续发展。要设立一套法规，以避免出现类似的情况，出现情况以后也有办法解决。

　　“找出公司存在的真正原因”

　　秦朔：企业本身治理的话题之后，我们谈一下企业与社会联结的社会责任，我想这也是一个跨国企业感兴趣的话题。

　　最近有调查显示，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在环保方面有一些疏漏。

　　跨国公司在中国要不要承担社会责任，我想是不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必须对社会有所回馈。

　　我最近刚好在看一本书，惠普的创办人写的。他生前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在这里干什么？许多人或许会以为我们公司存在仅仅是因为赚钱而已。而我们要找出公司存在的真正原因。一群人组织在一起，组成一个团体，要对社会有所贡献。

　　这话听起来陈腐，但却是真理，由人组成的组织肯定不是把大家变成只是赚取利润的零件，他们在工作的时候肯定有超越赢利以外的原因。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其实是说公司承担社会责任跟公司的经济利益，这两者之间的边界在哪里？

　　另外，随着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方方面面都需要企业承担责任，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要承担责任。因此，很多公司又要问，我的本职在哪里？

　　现在，就请各位嘉宾讨论一下，怎么理解企业在今天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它们恰当的地方在哪里、如何实践？

　　陈锦亚：很高兴《第一财经日报》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我个人认为，一个企业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但是我们必须把社会责任和社会负担给分开，比如很多老国有企业，从托儿所、幼儿园都有，如果完全由企业承担就会成为负担，政府要尽更大的努力改变这个现状。

　　但作为企业如果仅仅想依靠政府把所有责任拿走，也是对社会最大的不负责任。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阶段性，你不可能要求任何企业一蹴而就。我们在巴西开铝矿，曾经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挖了一平方公里的范围，是把它留下再生还是复原呢？要复原开发的话，40%的费用要留在那里，如果不复原，一下雨就变成水塘。

　　美铝在1971年就提出要开发就要复原。而1984年，巴西政府开始规定，开挖铝矿必须要复原。现在美铝成为全球唯一在亚马逊开发铝的企业。

　　徐启威：思科公司没有污染环境等顾虑，我们公司的口号是希望改变人的工作还有生活、娱乐的方式，这是我们的宗旨，在我们做每件事情的时候，都考虑这些。

　　比如我们用网络来改变生活方式，我们也知道，现在很多国家面临老龄化，在业员工面临退休，如果生产力不提高，怎么能够照顾自己，又照顾前一代？

　　所以我们研究要利用网络提高生产力，提高GDP，所做的工作广义也都是对人类的贡献。

　　我们相信网络是可以做到的，某一个人生活在偏远的地方，通过网络可以获取他要的知识。所以在这方面，在给我们客户带来价值的时候，也在回馈社会。

　　钟国仪：首先非常感谢大会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联邦快递的看法，我们除了赚钱以外，还要对社会有回馈。我们希望在有限的资源里面产生最大的结果，要非常清楚我们怎么样去利用我们有限的资源。

　　我们会注意我们本身的战略，我们专业在哪儿。

　　另外，在公益事业方面，我们要定下一个目标，在某几方面我们觉得能够产生对社会最大的影响，能够延续一些影响，因为当我们在这个领域做一些公益事业的时候，不是说今天业绩好增加一点，明天业绩不好就减少一点。有一个承诺之后，不管业绩好坏都要延续下去。

　　是否存在先天“不公平”

　　秦朔：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上，有没有一些先天的不平等？例如，我们说到某类企业，就觉得它在社会责任方面就一定做得很好，比如说Google、思科。而想到矿业就会有一些问题。

　　此外，你们希望中国社会、媒体、消费者、政府官员怎么看待跨国公司在中国尽的社会责任？你们希望在他们心中留下什么印象？

　　陈锦亚：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产品，有它的正作用肯定也有反作用，一个企业如何把反作用在生产过程中尽可能降到最低，这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举个例子说，生产新的铝要耗费电，但如果反复使用铝，过程中又要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只能说减少到最低，但不能不用。

　　生产之初就必须认识到产品对社会可能产生的最大影响，而在生产过程中把它的影响减到最低。生产的时候怎么降低，怎么重复使用，认识到事物的两重性，尽可能扬善避恶，这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徐启威：我认为责任分两类，一是对天然的，一是对人的，对天然的可能是不平等。

　　但我们所做的事情要先对得起人，对得起自己。

　　即使是不同的行业，但是对人的重视我觉得是完全相同的。前不久发生的矿难说明，如果企业不把员工利益放在第一位，一味追求快速发展的话，都会有问题。

　　陈锦亚：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碰到这些问题，就是你能替中国做什么事。很多时候衡量标准就是有多少工厂，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必须的。

　　除了这些以外，怎么样把所有的人都聚到同一个起跑线，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觉得像网络学院的捐赠，就是创造一个平台，让他们得到世界上所有人能得到的信息。 本版摄影记者/王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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