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控制需要财政加大转移支付

　　近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六部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严格控制出台政府提价政策，今年内原则上不再出台新的政府提价措施。

　　在中国，政府具有定价权的主要集中在水、电、油、气等生产生活基础要素以及公共服务，是构成CPI的重要部分。控制提价无疑是抑制通胀的重要力量，表达政府的政策意图，影响着个人和市场的预期。不过，在一个结构失衡的经济体，设置价格“天花板”只能是一种短期方式，长远来看，仍需要推进价格改革并与相应的财税政策配套，化解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矛盾。

　　中国的价格体系可以简单分为政府掌握的要素价格、公共服务价格以及市场化的商品和商业服务价格，为叙述方便，将劳动力价格从要素中剥离列出。2004-2006 年期间，中国原材料的购入价格指数年平均上涨9%，其中“燃料和动力”价格指数年平均上涨12% ，“有色金属材料”价格指数上涨22%，这既有国际输入因素，也因政府进行要素价格改革，水电气油以及土地等价格不断上涨。公共服务价格也在过去几年大幅上涨，但除住宅外，大部分商品价格由于劳动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因素，上涨较少，这体现在核心CPI在过去几年增长缓慢。

　　造成

中国经济存在失衡的主要原因是要素、公共服务以及劳动力价格的扭曲，即要素以及劳动力价格偏低、公共服务价格偏高。由于要素以及劳动力价格低廉形成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顺差过大导致国内宽松的货币环境刺激了投资过热，而劳动力价格的偏低直接导致消费不足，公共服务价格过高而社会保障的缺失是高储蓄和低消费的主要原因。

　　由是观之，化解经济失衡、促进经济内生需要提高要素以及拉动力价格，并降低公共服务价格，过去几年，开始了循序渐进的要素价格上调，并加大对劳工的保护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来实现这些目的。循序渐进则意味着将出现温和的通胀，若传导机制顺畅则可以摆脱“高增长、低通胀”的窘境，改变失衡局面。但是，由于要素价格提高导致种粮成本加大，引起粮价的上涨，这令年初生猪因成本增加而利润减少，打击了养殖意愿，加之意外的病疫令供给大幅减少，猪肉价格大幅上涨，带动下游肉食加工以及CPI迅速上涨。

　　尽管在不久前，有关部门仍然表示下半年继续推进价格改革，但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防止通胀蔓延，两者存在冲突，因此，政府不得不暂时停止价格改革，降低社会通胀预期，这并不意味着价格改革已经到位。 在当前比较迫切的情况下，通过行政手段提高被低估的价格比较高效，从长远看，并没有建立市场发现价格的机制。而且行政性的价格调整只是基础要素的调整，必须配之相应的财税改革措施才能发挥系统性作用，形成一个合理的要素价格和收入分配框架后，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为将减轻当前通胀压力以及解决长期经济矛盾统一起来，为使经济和就业可持续增长与抑制通胀不发生矛盾，当前在暂停价格改革的情况下，政府应加大企业的环保成本以及提高资源税率，强制垄断性国有企业，尤其是受益于要素价格改革的资源型企业向国家分红，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扩大对低收入者的补贴，加大廉租房、

经济适用房以及公共设施的建设。也应实行税务改革，降低中小企业以及服务业的税赋，鼓励服务业发展，防止中小企业因成本提高而面临亏损倒闭。控制提价并不阻碍降低医疗、

公共交通、教育等公共服务价格，政府要加强这方面的支出，减轻居民支出压力并刺激消费。

　　当前的一个主要矛盾是，既需要提高劳动者收入来刺激消费，又不能提高劳动力价格以防止通胀蔓延。因此，政府应该建立农村医疗和养老的保障体系，减轻农民的养老和医疗压力，一方面，将促进农村庞大消费市场的繁荣，消化过剩产能，为企业生存和升级提供空间；另一方面，可以防止基础劳动力价格上涨过快，维持劳动密集企业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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