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征税不是公司分红

　　童大焕 时事评论员

　　日前，《东方早报》发表易宪容先生文章 《巨大的土地房产增值该如何分配》。文章认为，房屋的价格包含三个要素：一是房屋的物理或物质结构；二是区位或地点与环境；三是房地产所在社会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也就是说，房地产增值有三个主要来源，即私人投资、政府投资及城市化。由于政府在公共设施和服务方式的投资被资本化入房地产价值，政府就应该通过不动产税的方式，将政府行为带来的房地产增值部分以税收的形式收取，以避免私有业主占取全部“馅饼”。

　　其实这个问题，周其仁先生早在去年初的两篇短文中说清楚了，一篇是《大白菜涨价要不要归公？》，另一篇是《土地落价又归谁？》，他讲的深入浅出，很容易理解：任何商品的市价上涨，都包含该商品所有者人为努力以外的“社会因素”，如果土地涨价要归公，那么白菜以及数之不尽的其他商品和服务涨价要不要归公？同时，要是涨价获得的意外之财要归公，那么土地和其他商品的落价(降价)所造成的意外损失，是不是也应该“归公”呢？

　　周其仁先生当时发出警告：“这样一路想下来，我们意外地发现，政府对市场收益的左抽右抽，与对市场损失的左补右补，在逻辑上居然是相通的。这样的经济，居民私人投资的自由和责任一起被削弱，人们的注意力不能不更多地从市场转向政府、转向议会、甚至转向街头和广场。那是一个纷争不断、口水旺盛、惟独不那么刺激人们努力生产和交易的世界。这样的世界，才真正称得上 ‘国危矣’。要避免进入那样的世界吗？从听起来振振有辞的 ‘土地涨价归公’开始防微杜渐吧。”

　　毫无疑问，如果土地和房屋涨价要通过税收的方式“交公”，那么，万一土地和房屋贬值，政府则理所当然地至少按税收的比例就贬值部分对公民进行“补偿”。那样的话，将是一个算计不断、纠纷不断，惟独缺乏良好交易和市场的社会。我们需要这样的社会吗？

　　还有，打个比方，同一幅土地，从农业用途转为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工业、商业或住宅用途，地价可能一下子涨上几十倍甚至几百倍。资产还是农民的资产，政府一分钱投入都没有，政府该不该征税？

　　再有，用实际的数字说话，就拿北京八通线地铁来说吧，该线路全长19公里，总投资34亿元。但它却带动了道路两边几十上百平方公里的土地和房产升值。但相对于

　　再问，政府的公共投入来自哪里？原本就来自对公民的税收。从公共财政的角度来说，政府税收本质上就是为了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服务。现在，岂能把它再次作为加税的理由？

　　在国内房地产市场上，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就是政府对一级土地市场的垄断。在房地产市场中，各级政府已经通过出让土地一次性收取了大量租金 (还不包含几百种高昂税收)，房屋业主取得的只是七十年的“租期”，相当于政府已经一次性收取了土地增值的收益。如果要在此基础上收取不动产税，事实上就是政府的二次征税。

　　政府的本职，是建立自由公平的交易规则，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而不是看着哪里有利可图，就千方百计找理由与民争利。政府征税不是公司分红，只要认为政府出过力的地方，政府就应该从中“分红”。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绝对不会允许政府以公司的思维和理念进行收税。否则，不仅各行各业都会被这种征税思维征得 “富国寡民”乃至行业萧条，就是这种“公司分红”的征税思维本身，也无法通过任何经得起推敲的科学论证。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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