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让达沃斯为我所用

　　观察家

　　昨日，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登场。从20年前与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共同举办中国企业高峰会反响平平，到这次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吸引了众多关注，达沃斯在中国的发展跃上了一个新台阶，现在也确实是达沃斯在中国寻求实现这一飞跃的恰当时机。

　　如果说20年前达沃斯在中国社会还没有多少知名度，这个“品牌”难以推销的话；那么，时至今日，经过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几次参与，中国社会对达沃斯的认知程度已经非常之高。

　　如果说20年前中国很多企业需要的还是占据国内市场，打响国际知名度等还不是他们迫在眉睫的需求；那么，时至今日，在更深入参与国际化竞争的背景下，中国许多政府机构和商业机构需要也希望借助海外知名机构的知名度来提升自己的形象和影响力，达沃斯更容易找到一拍即合的合作伙伴。

　　如果说20年前不管是引进达沃斯的活动，还是参与达沃斯组织的活动，中国国内企业机构受到的限制都比较多，而这些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当时中国国际收支和收入水平；那么，现在的情况已经截然不同。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是诞生于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的机构，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双重属性，达沃斯也在全球化中扮演了双重角色：达沃斯一方面创造了一个机会让世界各国的政府、经济和舆论界开展沟通，客观上符合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各国之间经济社会相互作用增强、需要更广泛深入协作的实际需求。

　　另一方面，该机构又将西方主导意识形态、规则通过更委婉的渠道灌输给其他国家的精英阶层，使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乃至认同、膜拜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规则，而由于这些规则未尽合理，这种认同、膜拜无形之中扼杀了人们的创造性，消除了他们探索更好可能性的主动精神。

　　所以，在面对达沃斯之类具有华丽“国际化”外包装的机构时，一个国家、特别是有缘参与这类场合的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充分认识其两面性。

　　那么，我们有这样的实力让人家为我所用，而不是单纯的我为其所用吗？我想答案是肯定的。达沃斯为什么要来到中国？不错，达沃斯可能具有某种传教士般的热情，希望寻找一切机会向中国这个迅速崛起的新权力中心传播“福音”，把中国纳入西方的轨道。

　　但他们来到中国的动机并不完全如此。作为一个社会机构，达沃斯要保持乃至提高自己的国际影响力，除了要维持在传统权力中心的影响力之外，还必须在新兴权力中心加强影响力；否则，随着老权力中心在世界格局中所占份额下降，仅仅在老权力中心拥有影响的社会机构影响力也将随风而逝。而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崛起中的权力中心。

　　与此同时，达沃斯号称“全世界最赚钱的非营利组织”，作为一个自收自支的机构，达沃斯要到能够取得收入的地方去，而且需要推进自己的业务和收入多元化，增强抗风险能力，中国显然是一个合适的赚钱地方。

　　某种程度上，这正是我们发出自己声音的良机。面对国际知名论坛，面对这样的机会，我们需要考虑的不应当仅仅是如何让外界接纳自己，更不应当仅仅是如何利用所谓“国际惯例”和“国际知名品牌”抬高自己在国内的身价，改善自己在国内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还需要考虑如何利用这个平台让外界更加认真地倾听我们的声音。就长期而言，要真正掌握话语权，我们还需用心造就真正中国品牌的世界知名论坛。

　　□梅新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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