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富豪如何在慈善榜定位

　　编者按：

　　不可否认，从人们的一般观感还是某些数据统计显示，民营企业家在慈善事业方面给人留下“缺位”的基本印象。而究其原因，正在于中国百姓对“为富不仁”的天然排斥和对“富而仁”的更多期待。事实上，要关照这些先富起来的人群是否真的缺位，就必须进行多视角、多维度的观察分析，也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个尚未了结的话题进行更为客观的认识。毕竟，慈善事业并非是专属某个阶层的事情，放在整体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才有可能获得更为清晰的答案。

　　“慈善”这两个字正在成为许许多多中国民营企业家心中不能承受的“重”。一方面，社会舆论只凭臆想和猜测就为先富起来的这些人们打下了“富豪在慈善捐赠活动中缺位”的烙印，甚至直接扣上了“为富不仁”这顶“大帽子”；另一方面，几乎在每一次慈善活动中，人们却又总能发现民营企业和民营老板的身影，并且越来越成为各种慈善捐赠活动中最“上位”的主角。面对如此大的反差，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富豪”们到底在当前的慈善事业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富人的概念与富人的责任

　　就民营企业参与慈善的总体情况，记者广泛地跑到多家相关机构做方方面面的调查。令人遗憾的是，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没有办法获得一份权威、公正而又有社会公信力的权威报告和数据，来探究目前国内的所谓“富人”们到底为慈善事业贡献了多少金钱。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民营企业家对待慈善和公益事业的投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所履行的，也并不仅仅是一个富人的责任，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的责任。事实上，将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与追求企业利润都置于重要位置，正是企业家走向成熟和理性的标志。公益不问动机，为善不问大小。企业有大有小、实力有强有弱，不论拿出多少财富来用于社会慈善公益事业，都是在为社会作贡献，都值得人们敬佩。

　　中国非公有制经济近年来不断发展壮大，不仅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而且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也在不断增强公益与慈善的意识，为中国构建

和谐社会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中国民营企业的参与度和投资金额在不断扩大。作为中国民营企业家发起并实施的一项开发式扶贫的社会事业，中国光彩事业自1994年开始实施以来，投资到位的资金已达1200多亿元人民币，直接到西部等一些贫困地区投资的民营企业家达18000人，共投资项目16700余个。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5年6月，光彩事业已经为1176．27万人提供了扶贫帮助；有19003个企业参与了各项光彩公益事业的捐赠，捐赠总额达130．83亿元，其中，认捐光彩小学536所，认捐资金达12440．5万元。同时，民营企业还积极为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闲置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仅在2005年和2006年两年的“全国民营企业招聘周”活动期间，就有14．78万家民营企业为社会提供了330．5万个工作岗位，使119．5万人拥有了自己的工作。除此之外，很多民营企业家还走出国门，开展各项灾后国际援助，展现了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国际人道主义情怀。

　　然而，虽然民营企业已经成为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力量，但由于统计与宣传等方面的原因，有些贡献并不为社会真正了解。许多人认为民营企业在社会公益方面的作用并不大，与他们的经济地位完全不相称，有些舆论认为多数民营企业“缺乏善心”，还有机构仅根据某次捐赠记录统计，就简单地断言国内99％的民营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舆论与事实的反差说明，民营企业在社会公益事业中的作用被低估了！事实上，有超过63．6％的民营企业家有过捐赠行为。作为积累和掌握了较多财富的企业公民，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民营企业家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投身社会公益事业。

　　慈善精神经受的时间考验

　　在中国民营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民营企业家的慈善精神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经受了时间的考验。

　　在新时期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慈善捐助历程中，有一件事情被认为是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那就是“支援新疆和田打井，解决当地群众饮水困难”的义举。

　　1994年8月21日至28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同志考察新疆，在和田县了解到部分农牧民仍在饮用涝坝水的情况。当李瑞环得知和田有打井队，就当即表示：我想办法利用沿海开展的“光彩事业”活动找一点钱，给每口井补助2万元，每个自然村打一口井，4000个自然村需要8000万元，我设法给你们找8000万元。目前先解决1500万元，从和田县试点搞起。资金到位后，地县领导要上下动员，集中力量解决这个问题。

　　李瑞环回到北京后，很快把自己全家捐助的2万元现金托人送到和田，用来打第一口井。在他亲身的带动下，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全国工商联号召社会各界和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帮助和田县打井。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民营企业家都积极行动起来，踊跃向和田捐钱打井。根据当年的资料记载，仅在广州一地，广州市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及部分工商社团就在十多天时间内踊跃捐资认捐了100口井的工程费用共200万元人民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解决新疆和田地区饮水的行动中，全国各地的民营企业家们起到了开路先锋的角色。在国家拨款和慈善捐助的共同努力下，一年后，和田县的打井改水任务全部完成，3年后，和田地区的老百姓都喝上了清洁卫生的饮用水。如今，在新疆天山南北已经全部完成了改水工程，受益的老百姓数以千万。

　　199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遭遇的最严重的洪水灾害年。长江发生了自1954年以来的又一次全流域性特大洪水；嫩江、松花江，爆发了超历史记录的特大洪水。1998年整个汛期，全国受洪水影响的省份总计达29个。在1998年抗洪抢险斗争中，各地调用的抢险物料总价值130多亿元。全国各族人民纷纷捐款捐物，支援灾区。民政部、中华慈善总会、中国红十字会和各地民政部门收到的各界捐款35亿元，捐物折款37亿元。中华慈善总会、

中央电视台、中国红十字会联手，举办了中国第一个电视募捐专场晚会，一下子就筹到3亿多元的捐赠资金和物资。在这些捐赠活动中，民营企业家的身影都是最为活跃的。在那场抗洪救灾斗争中，工商联各级组织和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号召，尽自己之所能，以各种方式参与并支持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截至当年9月24日，各级工商联组织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包括非公有制企业就已经捐赠款物8．5亿元人民币，其中捐款捐物超百万元的就有130多户企业，超千万元的有7户。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名誉副主席的孙孚凌和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的经叔平等带头各捐建一套民居，在他们的带领下，各地民营企业家纷纷响应号召，在短短的10

　　天之内，全国工商联机关、非公有制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就认捐了432套，其中认捐10套以上的就有20家。这次捐建民居，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前一段捐款捐物的基础上的再次认捐。据当时的报道，广东香江集团刘志强、翟美卿夫妇从紧张的资金中挤出钱来捐建25套民居。陕西咸阳五O五集团总裁来辉武，从自己的专利费中拿出22．5万元，为黑龙江灾区捐建10套住房。中国光彩事业投资公司在捐赠500万元药物的基础上，再次捐建50套民居。河北新奥集团董事长王玉锁捐建了20套民居。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成员企业共认捐了108套民居。

　　在2003年的抗击非典斗争中，对慈善捐助逐渐熟悉起来的民营企业家们体现出更强的社会责任感，也表现出了更大的热情。全国工商联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动员各级工商联组织和广大民营企业家在抗击非典斗争中积极做贡献，开通了“共抗非典，共谋发展”网站，积极灵活地开展了各项活动。全国各地工商联会员、非公有制企业和人士一方面做好自身和企业防治非典的工作；另一方面积极捐款捐物，据当年统计，共捐款捐物合计达8．4亿元，占全国内地企业、个人捐款捐物总数的30．61％，捐款捐物的企业达9600多家。而在非典疫情最为严重的北京，共有496家民私营企业向中国红十字会和民政部门捐款捐物达9300万元，有力地支持了北京市抗击非典的斗争。

　　今年夏天，全国部分地区又遭受到了洪水的袭击，特别是淮河流域连续普降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淮河干流全线超过警戒水位，部分河段超过保证水位，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仅次于1954年的全流域性大洪水，防汛抗洪形势异常严峻，截至7月16日，全国共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洪涝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达372．6亿元。在大水过后，全国各地的民营老板又纷纷在第一时间向灾区捐款捐物，虽然目前还没有最后完整的统计数字，但民营企业家显然已经能够承担起慈善捐助的主力军重任：在淮河沿岸遭受灾情的安徽省蚌埠市，当地工商联组织民营企业家在最短时间内为灾区捐款捐物价值150万元，有力地支持了抗洪抢险。在重庆，仅仅经过10分钟的短会，重庆市工商联党组就决定，在民营企业中发出赈灾的倡议，并立即分头联系该市多位民营企业家，征求他们捐款赈灾的意见。面对天灾，重庆的民营企业都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参加捐赠的民营企业家就超过了百家，金额至少超过1000万元……

　　这样感人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一切迹象都表明，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正在积极主动地投身到慈善事业中来，在各种公益捐助活动中，他们正在当仁不让地成为主角，彰显着这个群体身上的慈善精神。

　　捐出的除了金钱还有什么

　　就在刚刚过去的8月份，在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温州，那里的民营企业家接二连三地成为慈善事业的“大贵人”：8月13日，圣雄集团董事长林圣雄向温州市慈善总会认捐1000万元，成立“圣雄慈善助学助医基金”，用于温州市贫困生及医疗困难者的救助；8月17日，华峰集团出资1000万元，在瑞安市红十字会慈善基金会设立专项公益基金———“华峰诚志助学基金”，用来资助当地品学兼优的贫困生；8月21日，“王振滔慈善基金会”温州站启动，温州市200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每人拿到了4000元的助学金。

　　引人关注的是，温州的老板们已经从最初的“被迫捐”发展到后来的“我要捐”，进而成为眼下努力建立长效机制从而来资助更多人。在2005年，两大慈善榜———“2005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2005

福布斯中国慈善榜”揭晓，温州民营企业家分别占9席、10席，其中5人同上“双榜”，2005年，南存辉以一年6800万的捐赠列中国民企慈善榜榜首。从1998年开始，林圣雄先后斥资近6000万元，在国内援建了100所希望小学，近5万名小学生圆了求学梦；2002年6月，温州的正泰集团、奥康集团、圣雄集团3名老总与浙江省其他两名青年企业家捐赠的5000万元作为创始基金，设立“浙江省大学生助学基金”，誓言“不让每一个大学生因贫失学”；2003年5月，圣雄集团总裁林圣雄和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向温州市希望工程爱心助学基金各捐赠1000万元，共同设立“圣雄红蜻蜓爱心助学专项基金”。同样是在2003年，凯泉泵业集团董事长林凯文在永嘉设立“2000万林凯文教育基金”，用于奖励品学兼优或家庭贫困的永嘉籍中学生、大学生和优秀教师；2004年3月美特斯邦威集团董事长周成建、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等5名企业家分别捐赠1000万元，成立了浙江省农村青年发展基金，以帮助浙江省欠发达地区农村青年提

　　高职业技能和就业竞争力；2007年4月，法派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彭星捐资1000万成立中国青少年绿色家园法派建设基金，增强青少年的环保意识，提高他们参与环境保护的能力，激发他们的创新精神。

　　温州民营老板们的善举也为他们赢得了社会的普遍承认和赞扬。有统计显示，在2005年至2007年的中国慈善榜和胡润中国内地慈善排行榜中，温州老板共有46次上榜，累计捐款达到了惊人的12亿多。2005年11月20日国家民政部首届“中华慈善奖”获得者中就有温州富豪中圣雄集团董事长林圣雄和浙江法国亚美国际投资集团董事长郭胜华，而红蜻蜓集团有限公司、均瑶集团有限公司是以机构名义获得了该殊荣。

　　这还仅仅是温州。在全国，民营企业家们纷纷投身到慈善捐赠活动中来，他们捐出的，可不仅仅是大把大把自己辛辛苦苦赚回来的钞票，更是企业家和他们的企业所体现的社会责任。

　　慈善事业不只是富人的事业

　　作为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的民营企业家，作为拥有较多财富的新兴社会阶层，增强公益与慈善的意识，积极承担社会公益和慈善责任，积极主动地参与新农村的建设、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参与社会慈善事业，这是中国企业家走向成熟的标志。然而也必须承认，慈善事业不只是富人的事业，而应该成为全体公民共同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少人在苛责甚至是谩骂所谓不参与慈善事业的“富人”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作为一名公民，自己又为慈善事业做出了什么贡献呢？

　　同样必须注意到：国内目前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慈善捐助机制，从而也不能更好地维护和保护捐助者的利益，不利于鼓励慈善捐助在更广泛的领域里进行。在这一点上，许多国外企业却做得比较好，值得关注的是，比起大部分中国企业的公益举动，跨国公司往往具有更好的计划性、前瞻性和实施力。他们更多采用的方式不是简单捐一笔钱了之，而是更契合企业自身的形象并尽量做到与自身的优势结合起来。跨国公司为中国的企业做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在中国的很多跨国公司都提出了要成为“中国企业公民”的概念。事实上，在“企业公民”的概念上，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很快跟进。毕竟，要在中国建立企业公民的良好生态，还是应该依靠更多本土企业。只有本土企业特别是方兴未艾的民营企业都起到一个公民的责任，社会才会和谐地有机地良性发展下去。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一份独立而完整地反映中国民营企业家参与慈善事业的报告就将出现在人们眼前，那些由于长期多头管理而很难完整呈现的数据必将让国人大吃一惊：原来老板们在中国慈善事业中已经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

　　中国的慈善事业还有许多不足甚至是空白地带，但这绝对不能成为人们不参与慈善活动的理由。在这一点上，像那些温州企业家一样的许许多多知名和不知名的老板们已经在国人面前树立了榜样。慈善，是大家共同的事业，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为慈善事业奉献出力量。严格来讲，没有什么人应该在慈善事业中缺位：不管是富豪们还是普通人，都是站在一条战壕里不能缺少的一分子。本报记者 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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