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因素对中国经济影响力增大

　　邓聿文：法学硕士，副编审，供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本报特约供稿人。

　　王丰年：清华大学副教授，生态学者，主要从事生态伦理学和人类生态学的研究。

　　⊙主持人：邹民生、乐嘉春

　　生态不安全意味着大片国土失去经济承载能力

　　主持人：经济发展离不开安全保障。近年来，人们对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关切。今天我们就来谈谈非传统安全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邓聿文：好的。现在谈这个问题正当其时。因为近来出现的不少新闻，有相当部分都属于非传统安全问题。

　　那么，什么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呢？所谓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的,是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非传统安全关注人类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它的提出是人们安全观念的改变。

　　从具体领域看，非传统安全可以分成几个领域：一是人类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面对的安全问题，如环境问题、

能源危机、大规模疾病问题等。二是一国社会内部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影响到其他国家、某个地区，甚至是整个国际社会，如经济危机、难民问题，社会危机、大规模种族清洗与人权迫害等。三是跨国性的有组织犯罪活动，如跨国毒品贩运、国际洗钱活动、拐卖人口、非法移民等。四是类似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社会的冲击。五是全球化及国际交流扩大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国际性的电脑病毒、黑客所引发的信息安全问题等。

　　转型期的中国面对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不仅十分复杂,而且呈现逐级放大效应,因此,必须把非传统安全威胁纳入到危机管理范畴并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

　　王丰年：生态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21世纪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所谓生态安全，是指主体生存与发展所处的环境，不受或少受因生态失衡而致的破坏与威胁的状态。构成生态安全的因素主要有：新鲜的空气、清洁的水、肥沃的土壤、充足的自然资源、多样而稳定的生态系统、健康无害的食品等。

　　在战略意义上，生态安全包括两层基本含义：一是防止由于生态环境的退化对经济基础构成威胁，主要指环境质量状况和自然资源的减少和退化削弱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二是防止环境问题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导致环境难民的大量产生，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具体而言，生态安全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即国土资源安全，也就是国土资源的数量、质量和结构能满足各种需要，处于有效供给状态；水安全，也就是有充足的水资源满足各种需求；大气安全，也就是大气质量维持在可接受的水平，或者处于不造成威胁和伤害的水平；生物物种安全，也就是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生态过程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以保证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以及

食品安全等，也就是食品中不存在危害人体健康的化学物质，杜绝被化肥、农药、添加剂、工业原料污染的食品。

　　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生态安全在整个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正如中国老资格的环境学家曲格平先生所说，如果生态安全不牢固，就意味着大片国土失去对国民经济的承载能力，这与国土的割让一样会给国家造成无法衡量的损失；生态环境的破坏，会造成工农业生产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这与经济危机所带来的损失并无二致。

　　就此而言，生态安全与国防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同等重要，都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国防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是致力于创造生态安全的基本条件和重要保障；而生态安全则是国防军事、政治和经济安全的基础和载体。

　　我国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对经济发展的限制

　　主持人：说到生态安全，不能不谈我国的环境状况。那么，目前我国环境与生态状况如何？对经济发展有哪些影响？

　　邓聿文：我国生态环境基础原本就比较脆弱，在人口压力和粗放型经济等多种因素作用下，目前我国生态安全形势十分严峻，空气、水、土地等环境要素遭破坏，自然灾害频发，资源支撑能力下降，民族生存空间收缩。具体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国土资源方面，我国土地荒漠化和水土流失情况十分严重。据统计，目前我国土地沙化面积每年扩大3000平方公里，相当于每年损失一个中等县的土地面积。一些地方已因为土地沙化而出现了生态难民。目前我国水土流失面积为350多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多。同时，危险废物污染、耕地退化、盐渍化等问题也很严重。

　　二是在水资源方面，河流断流、干旱和湖泊萎缩已是普遍问题，水资源短缺也日益成为严重影响城市居民生活和工业生产的重要问题。同时，水污染问题也很严重，虽然经治理，但整体情况仍不乐观。

　　三是在大气方面，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居高不下。北方城市大气中总悬浮颗粒物的年平均浓度严重超标。世界污染严重的10座城市有5座在中国。

　　四是在生物物种方面，大规模外来物种入侵，已对我国本地生态系统的平衡和本地生物的生存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如大米草肆虐福建沿海，已占据了闽东100平方公里的滩涂，破坏了当地红树林生存的环境，引起生物多样性降低。生物资源的破坏形势令人担忧。

　　五是在食品安全和健康方面，情况也不容乐观。今年的食品安全事件之所以引起各方关注，表明食品安全已不是孤立的问题。另外，环境对民众健康造成的危害也引人关注。前不久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披露，中国每年因环境问题而死亡的人数高达50万人。

　　六是在自然灾害方面，灾害频发造成生命财产重大损失。例如，2006年4月发生的沙尘暴，影响范围达200多万平方公里，受害人口达2亿多。

　　这里还要特别强调的是，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众多，而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向乡村延伸，农村的污染越来越严重，很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环境灾难。

　　王丰年：对经济发展来讲，生态安全就是生态环境给经济发展持续提供丰富的环境资源和尽可能少的自然灾害影响。生态经济理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在劳动过程中通过技术系统耦合成一个更高层次的系统，使得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在时间、空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通过食物链、交换链、生产链相互联系、影响和制约。

　　由于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不同生态安全状态下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极限是不同的，当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低于当时生态环境安全状态限定的极限值时，人们感受不到生态安全对经济的影响，而当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接近或超过极限值时，生态环境安全状况对经济的影响或限制就显现出来了。比如，我国因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而不得不关停五小企业；由于水资源问题使得许多地方和城市经济发展受到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通过改变生态环境安全状态来提高极限值进而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这就是生态经济阀现象。

　　生态环境的恶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农业和贸易两个方面来看，环境危机会直接带来农业危机，进而导致粮食危机。今年以来，极端异常气候很多，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威胁，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因气候变暖导致粮食大幅减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气候变化将严重影响中国的农业生产，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小麦、水稻和玉米等主要农作物大致可能将减产37%，对中国未来20至50年后的粮食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人口大国来说，粮食减产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在贸易方面，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环境安全与贸易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一方面，贸易影响环境安全。发展中国家为了国际贸易的平衡，往往以环境安全为代价，加上发达国家以各种方式推行环境侵略，如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有害环境的物质、通过产业和产品贸易实施污染转移，使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面临巨大挑战；另一方面，环境安全也影响国际贸易。比如，有的国家对进口产品课征环境附加税，建立绿色贸易壁垒，或者干脆进行环境贸易制裁等。

　　所以，正如有的国外科学家宣称的，如果中国不迅速转变生产与生活方式，人类历史上突发性环境危机对经济、社会体系的最大摧毁，将可能出现在中国。

　　密切关注非传统安全因素，确保生态安全对经济发展的支持

　　主持人：显然，非传统安全因素对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影响正在日益加大。那么，依两位所见，如何确保我国的环境与生态安全，避免由此造成的经济问题？

　　邓聿文：从历史经验看，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不幸发生经济危机，在时间上也许是短暂的，但如果出现生态危机，那将是长期的，并且一旦形成大范围不可逆转的破坏，其民族生存的根基都会受到根本威胁。

　　生态不安全的根子，在于我们继续沿袭西方传统工业文明的价值取向、发展路径和生活方式。这不仅对资源和环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加剧了社会失衡与国家稳定。因此，要治理环境危机，维护生态安全，首先要转变发展方式，坚持环境与发展“双赢”，建立经济与环境融合观，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从传统发展方式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是一种从物质生产方式到政治、法律及社会文化观念的整体转变，涉及到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涉及到体制、机制、法制的一系列改革，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当然就不是短时间能够实现的。

　　其次，从发展的具体手段讲，要推行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清洁生产要求从生产的源头抓起，同时要实行资源和废物的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使废弃物资源化、减量化和无害化，把有害环境的废弃物减少到最低限度，这是循环经济的一条重要原则和重要标志。

　　第三，根据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规范国土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实行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从源头上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除此外，加强生态保护法制建设，充分运用法律、经济、行政和技术手段保护生态环境；提高全民生态安全意识，倡导绿色消费；以及运用市场机制促进环境保护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王丰年：在经济学上，很多人喜欢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来解释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库兹涅茨曲线本来是用来说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的，因为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也有类似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一些经济学家就把它移植到过来，试图证明一国的整体环境质量或污染水平会随着经济增长和经济实力的积累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也即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呈现先污染，后改善的倒U形曲线形状。这也就是传统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

　　但是，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来解释中国目前的现实即使不说行不通，也是要大打折扣的。因为今日的中国与工业化时期的欧美有很多不同。拿中国和美国来说，两者面积大致相当，但是，100前的美国人口不到2亿，而目前中国的人口是13亿，人口压力大大高于美国，致使中国的人均环境容量偏小。工业化时期的美国虽然污染厉害，但中国当下的环境污染和破坏程度要比美国严重得多，而中国又丧失了美国曾经有过的将环境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的历史机遇。

　　另外，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都是过去远不能比的，全球化形成的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以及发达国家实行的绿色贸易壁垒都使得发达国家将污染产业大规模地转移到中国来，加重了中国本已严重的环境污染。

　　所以，中国不可能再继续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道路，以牺牲环境和后代人的福利来求得当下的发展和今人的福利，就现实的严峻来看，注定是行不通的。

　　必须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摒弃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通过大力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从根本上解决结构性污染问题。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使命与责任，舍此别无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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