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计算过程与公共信息透明

　　本报评论员 任孟山

　　CPI计算过程首次披露、财政预算被加盖密级、灾难数字解密不久等社会现实提醒我们，如果排除权力服务意识不到位的因素，其实都有避开社会监督的嫌疑，让不该成为秘密的东西变成了秘密。

　　显然，这样的做法不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不能为整个社会所接受。实践证明，社会越发达，信息传播越充分，公共信息的公开程度越高。

　　尽可能早且最大程度地信息公开，是权力机构应该承担的公共义务和法律责任，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必需。

　　以前基本上只在专业圈内被关注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今年以来却成了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重要数据，原因是物价不断上涨成为了当下社会的背景。不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怎样计算出来的？恐怕很多人都不甚了解。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的CPI增长高达5.6%，创十年来新高；其中北京的CPI上涨了2.1%，创下2005年3月以来月度涨幅新高。面对这种情况，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首次披露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计算过程。

　　消息甫出，很多媒体报道时突出的竟然不是CPI上涨，而是把重点放在了“首次披露CPI计算过程”上。乍看起来这让人觉得有点诡异，仔细琢磨其中蕴含的东西，恰恰表明了当下社会的运行状态。因为CPI涨幅关乎国计民生，但CPI的计算过程却类似加盖密级的东西，以至于从1951年就开始编制的CPI(当时叫做“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其计算过程今日才“首次披露”。就像在政府预算报告的封面上标明“秘密，会后回收”的字句一样，迟至今日的“CPI计算过程首次披露”成为众人瞩目的新闻，其背后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中很多不该隐瞒的东西成为了秘密，很多本该早些公开、更大范围地公开的东西，因行动迟缓、传播渠道过窄而没有为人们所及时了解，还反映出把握这个社会运作的权力机构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

　　依据正常逻辑而言，CPI的涨幅大小牵涉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影响到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走向，它的计算过程早就应该是公开的，它的所有数据都应该向社会公布，以使民众充分了解时下的社会状况，并根据自己的认识作出判断。在民众的主体性日益彰显的现代社会，政府虽然可以凭借授权按照现有数据确定经济社会的走向，甚至作出重要决策来调整整个社会的走向，但政府不是解读社会整体形势的唯一权威，民众也可以在自身智识能够抵达的范围内，作出不同于任何权威机构的判断并以此指导自己的生活，其判断失误的代价是民众需要独立承担自我判断的成本。

　　不仅如此，只要不涉及到国家安全，一切公共信息都不应对民众保密。不论是国家统计局，还是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其性质都是一样的，都是由纳税人供养的公共权力机构。而公共权力机构的性质是，它们没有自己的秘密，所有的行动都应该接受上级、人大、民众和媒体的监督。国家统计局及其各地的调查总队在完成国家授权的调查任务的同时，有义务和责任向民众解释所有数据的来源过程。这样做的结果，不仅能使他们自我检视任务的完成情况，也能使整个社会更好地监督他们的工作流程和结果，并评价其效果与价值，从而促其反思调查的整体架构和流程设计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明年5月1日将要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协调机制。”也就是说，从法理上讲，公共信息的公开化已经即将变成法律行为，不公开是一种违法行为。但是，从现有的情况来看，公共信息阳光化的过程还很漫长。因为垄断公共信息，不仅成为了部分官员的下意识行为，也是回避社会评论甚至掩饰腐败的“聪明之举”。制定信息公开条例的初衷之一就是要避免这种情况。毋庸讳言，任何权力都有避开监督的冲动，而避开监督的通常做法是将很多东西搞成秘密，只准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或具备一定身份的人士知晓，以缩小讨论范围而降低被监督的可能性。

　　CPI计算过程首次披露、财政预算被加盖密级、灾难数字解密不久等社会现实提醒我们，如果排除权力服务意识不到位的因素，其实都有避开社会监督的嫌疑，让不该成为秘密的东西变成了秘密。显然，这样的做法不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不能为整个社会所接受。实践证明，社会越发达，信息传播越充分，公共信息的公开程度越高。因此，尽可能早且最大程度地信息公开，是权力机构应该承担的公共义务和法律责任，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必需。等到披露CPI计算过程这样的新闻不再是新闻的时候，信息公开可能就达到了一个正常的高度。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