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季平：肉价调控应摒弃城乡二元化思维

　　据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办公厅5月29日发出了关于做好猪肉等副食品生产供应、保持市场稳定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落实“菜篮子工程”市长负责制，抓好生猪生产等；同日，教育部也发出了紧急通知，要求各地高校在保持饭菜质量的同时，稳定饭菜价格。

　　近段时间各地猪肉价格一直在高位运行，引起政府部门关注、并采取相应措施，是非常必要的。可是，纵观肉价上涨以后，媒体大量的报道和来自政府部门的信息，给公众传递着一个非常明显的倾向，即稳定肉价、给予城市困难群体补贴、动用国家储备等每一项措施都是在让城里人放心：“肉价”很快就会降下来，还会以涨价前那样的价格吃肉；而对涉及农民的利益，如何使肉价、粮价等农产品价格保持稳定，防止大幅度下降，特别是防止再下滑到涨价前那种农民赔钱养猪的尴尬境地，却很少看到有关报道或政府部门的具体措施，这种在肉价调控上的表现，根源在于我们一些决策部门仍然延续着城乡二元化结构的思维模式。

　　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一直实行这种发展思路：从公共投入、户籍管理、到产品价格管理都是如此。尤其是产品定价，在二元结构模式下，工业产品价格中包含的利润很高，而农产品的价格往往都大大低于其价值。这种以农补工、以乡补城、以牺牲农民利益来发展经济的方式，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一定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把统筹城乡发展、建立

和谐社会作为新的发展目标，使二元结构的思维定势逐渐淡化。可这种传统的思维观念，一遇到具体情况，就成为了一些决策部门的首选方式，这次肉价调控就是明证。

　　城乡二元结构思维，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对农产品局部的过剩或滞销，不能引起相关部门重视，一旦价格波动较大，波及城市市场，就采用行政手段“稳定”、“降低”、“回落”到原来的价格水平，至于农民的利益如何保障，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比如近年来，广西农民砍甘蔗、陕西农民砍

苹果树等。而

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又刚刚报道了山西朔州市因为饲料价格上涨而牛奶价格不涨反跌，使农民大量宰杀或出售奶牛的消息。原来每头奶牛能卖5000多元，现在当成菜牛卖，只卖300多元，2006年底，朔州市奶牛存栏达到15万头，占山西省一半，现在被宰杀的数量已超过1万头，使农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失。

　　面对这样的情况，政府部门采取的措施与肉价上涨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样的状况因为是局部发生，没有波及到城市的市场供应，所以就任其自生自灭，很少看到像肉价上涨一样有行政干预或政策指导。只有影响到城市供应以后，才引起关注，但为时已晚，我们的社会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对于这样的调控结果，有关部门总是盯着城市市场农产品价格的回落或降低，至于与此密切相关的农民是怎么想的、农民从调控中得到利益还是又回到了涨价前的亏损边缘？为什么农民经营的农产品，亏损了，就是市场因素，得不到政府的补偿，而好不容易遇到价格上涨的契机，政府又用行政手段“稳定”？

　　这对农民来说，显然有悖于公平、公正的游戏规则。如果我们追问一下，为什么这样的行为在市场经济下，仍然屡屡出现，其结果就是城乡二元化思维仍在起作用。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既然决定了让农产品生产经营走市场化的路子，那么，政府部门就应当从指导思想上摒弃城乡二元结构的思维模式，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政府行为保障市场化机制顺利推进，把农民致富的增收渠道，确定在农产品的技术进步和科学、合理的价格水平上，使农产品价格的提高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随着城市职工收入的增加而合理上涨，而不能一遇到农产品价格涨价就“稳定”、就“回落”。这样的指导思想，能否从这次的猪肉价格调控做起呢？

　　-李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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