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该让汇率问题转移了视线

　　编者按：“马歇尔计划的精神如果被应用于中国，会比当前华盛顿单纯对人民币汇率及贸易问题施压更有意义。”今年4月，作者曾就人民币汇率和贸易问题在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做过主题演讲，有美国学者表示，演讲“有说服力”，改变了他们原先的判断。

　　美国保护主义情绪正在蔓延，因大选原因“人民币汇率牌”正被高高举起，中方在本月24日结束的第二轮中美战略经济会谈中饱受压力。有鉴于此，特邀作者将其演讲内容择要刊发

　　名义汇率的变化会立即在进出口商之间重新分配国际贸易创造的财富，从而马上影响进出口各方的竞争力。因此，尽管暂时的得失将在市场调整中消失，受利益集团的驱使，美国很多政治家，还是不断打出“

　　但一部分华盛顿精英所提出的关注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单方面方案，对调整对华贸易不平衡的现状并无帮助。如果所提出的汇改建议对中国有利，为什么中国没有早就采取他们的建议呢？是什么阻止中国的决策者做那些看上去对中国、美国及世界都既有意义又重要的事情呢？华盛顿的精英分子有没有仔细考虑过中国决策者所面临的困难？还有，正如摩根士丹利的史蒂芬·罗奇今年3月28日在国会作证时所说的：

　　“在国会中的每位代表应该扪心自问一个很重要的假想问题：假如你找到方法迫使中国改变汇率，但是发现三四年后加在美国工人身上的压力更大了，你会怎样想呢？”

　　简单地说，我认为中国今天的主要挑战是发展有效的金融、计划和监管体系，这个体系可以雇佣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剩余资本(剩余资本目前表现为中国持续的经常账户盈余及不断提高的外汇储备)，发展这一体系是通往繁荣、和谐之路。中国(或许还有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存在一个很特殊的问题——过剩劳动力和过剩资本共存。虽然中国目前人均财富存量仍相当低，但它事实上拥有过剩资本并向美国等资本大国输出，从而为这些国家过度消费提供融资。这合理吗？这合情吗？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的本质，而不应该让人民币汇率问题转移了我们的视线。

　　在中国汇率及全球失衡的问题上，中国、美国及世界能够找到双赢的解决办法。但是，这只能建立在互相理解对方所面临的困难及互相帮助的基础上。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美当前经济关系可以比作战后美欧经济关系，当时马歇尔计划的制定就是为了帮助欧洲经济复苏，实现美国和欧洲人民的双赢。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今年在上海做的题为“中国金融市场的成长与未来发展”的演讲就可以比作对中国的“马歇尔计划”草案(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保尔森计划”)的前奏。我深信马歇尔计划的精神如果被应用于中国，会比当前华盛顿对于人民币汇率及贸易问题制造压力更有意义。事实是，中国现在面临空前的挑战与机遇，与战后欧洲并非完全不同。没有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帮助与合作，中国不能处理好在经济和社会、政治现代化上的关键一步。

　　罗奇假想可能成真

　　为什么中国的剩余资本没有用来雇佣剩余劳动力，并以此带动中国工人工资、收入及消费的增长呢？如果它在短期内发生，那会很自然地降低中国与全球的经常账户顺差并带来实际及名义汇率升值。很遗憾，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通常不研究这类再基础不过的问题，因为在一般均衡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是没有剩余的。在西方，过多的注意力集中于价格、利率和汇率对市场失衡的调节作用，但在中国，隐性的交易成本，不管是在改革前还是在改革后，是增长和繁荣的最大障碍。

　　显然，低工资并不是中国当前出口竞争力增长的惟一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因素。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非洲的许多地方工资要比中国低，而中国的工资水平也在稳步增长，尤其是有技能的工人，为什么外国的投资者仍然喜欢在中国投资呢？很明显，这并不仅仅归因于较低的劳动成本，中国不断下降的交易成本和不断开放及增长的市场同样起了作用。

　　不幸的是，参加2007年3月28日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听证会的专家，在分析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时候，很少触及到不断降低的交易成本所发挥的作用。只有史蒂芬·罗奇明智地提出了“中国的竞争力不止来自低估的货币，也来自廉价的劳动力成本、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新技术的采用及对人力资本和基础研究不断增加的投资”。他正确指出了除货币以外影响中国出口竞争力的许多其他因素，但罗奇还是遗漏了中国出口和外商投资领域交易成本下降的重要影响。

　　由于以现代供应链管理技术和跨国公司体制为特征的生产过程的全球化，交易成本下降对中国出口部门和外商投资领域的影响非常显著。

　　由于信息产业革命，运用供应链管理技术的香港贸易公司，现在能够从世界各地一大批商品中辨识出消费者喜欢的产品。然而，他们也能够通过供应链管理，将产品各部件分拆，并针对每个部件从世界各地找到生产成本最低的供应商，包括在中国的供应商；并与他们签订可靠的协议，然后把货物及时运送到全球市场，包括美国市场。当然，这些复杂的供应链管理必须依赖已经在发达国家建立的现代物流体系。事实上，正是现代国际供应链管理大大减少了从中国出口的交易成本。

　　不幸的是，现代国际供应链体系对于中国进口的作用远不如对中国出口那样有效。

　　中国的出口只涉及到国际供应链末端很小的一部分，通常为劳动密集型加工 制造业。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和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出口商可以很有效率地利用中国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和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来保证有竞争力的产品出口供给。特别是，出口商不需要担心消费和供应链运营的融资问题，因为这些融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纽约、伦敦和香港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市场解决。

　　在国际供应链系统中，进口到中国的交易成本则非常高。国际供应链管理者不得不先发现消费需求然后寻找低成本的生产者。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并不是国际供应链管理者能够轻易掌握的对象，并受很多因素影响：包括中国缺少有效的消费金融，缺少有效的社会保障，缺乏医疗保险和养老金体系，缺乏个人消费所需的城市和农村基础设施较差，缺乏环境保护的监管条例与实施机制，欠缺产品质量监督的制度及执行机制，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缺乏等等。因此，国际供应商在出口到中国时面临很大的障碍，而这些障碍都与中国面临的各种国内经济矛盾相关，这些挑战都不同程度地限制了中国进口的增长，这是中国与全球贸易产生经常账户持续盈余的根源。

　　中国领导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尝试改变中国的增长模式，即由出口导向转变到消费导向，但他们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单纯依靠改变汇率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进出口的交易成本不对称这个根本的障碍。

　　劳动力的相对成本可以通过汇率变化而变化，而交易成本则不会。在我看来，由于中国持续的改革开放以及加入WTO，中国出口的交易成本将在不久的将来还会继续下降，这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即使劳动力成本因为

　　中国劳动力成本目前依然比美国低很多，再加上不断降低的出口交易成本，如果竞争力取决于总成本，包括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日后美国将怎样与中国竞争呢？这是一个所有发达经济体都要面对的挑战，包括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在发达的经济体一方，重点在于通过向中国这样的低成本地区外包以减少要素及交易成本、并提高生产率。香港、美国的跨国公司与低成本经济体的整合相当成功，它们很少抱怨中国的汇率，而更加重视在中国经营的隐性成本，它们更关注市场开放、监管透明及知识产权保护。

　　总而言之，由于交易成本的降低，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很可能会更强。为了实现中国贸易平衡，应该在降低进口交易成本上下功夫。由于进口的阻碍最根本的是隐性的交易成本，而不是价格，所以在中国，对汇率进行调节的政策不如扫除进口阻碍的政策有效。

　　(作者为清华-布鲁金斯中心主任兼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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