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郑筱萸一审被判死刑的启示

　　郑筱萸的一审死刑判决，也在死刑适用问题上带给我们这样的重要启示：少用和慎用死刑，并不等于不用死刑，更不等于对社会危害极大、情节极其恶劣的贪官、腐败分子不动用死刑。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9日上午对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郑筱萸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玩忽职守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今日本报)

　　无疑，无论从哪方面讲，这都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和具有多重启示价值的判决———

　　这样一个判决彰显了中央高层以及司法机关在严惩腐败、打击权力犯罪上的坚定决心和意志，这正如有法律专家指出的：“是中央政府彰显反腐决心的一个信号”。

　　我们知道，依据我国《刑法》，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可适用最高刑罚分别是死刑和7年有期徒刑。那么，上述判决实际上意味着，对于郑筱萸所犯的两个罪名，法院所分别适用的均是法定的最高刑罚，换言之，针对郑筱萸的罪行，法庭已经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做出了最严厉处罚。由此，不能不让人想起胡锦涛总书记曾郑重宣示的反腐立场：“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绝不能姑息，绝不能手软。”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郑筱萸的一审死刑判决，也在死刑适用问题上带给我们这样的重要启示：少用和慎用死刑，并不等于不用死刑，更不等于对社会危害极大、情节极其恶劣的贪官、腐败分子不动用死刑。为此，最高法院负责人不久前曾强调：“死刑对罪重贪官仍适用”———“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包括罪行极其严重的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分子，人民法院将一如既往，严格依法适用死刑。”

　　笔者注意到，一个时期以来，在“慎用死刑”的司法大背景下，废除包括贪官在内的贪利犯罪死刑，成为不少人士的呼吁和建议，而理由往往是：贪污、受贿仅仅是贪利型犯罪。应当承认，无论从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司法人道，还是世界范围内的刑罚潮流来看，废除

贪污受贿犯罪的死刑都是一种长远趋势。但是，在当前我国法治秩序尚不健全，权力还没有得到有效制约，尤其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依然呈现高发态势的背景下，轻言废除死刑，特别是废除腐败犯罪分子的死刑，无疑又是十分偏颇和不合时宜的，既不足以保证对职务犯罪的法律震慑力，也无助于从根本上维护基于权力制约的法治秩序。

　　近年来，很大程度上正是受这种片面的“慎刑”观影响，在司法实践中，职务犯罪的“轻刑化”趋势十分明显。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披露的数据显示，在已经作出的渎职犯罪刑事判决中，判处免予刑事处罚和缓刑的比例高达95.6%。而此前高检公布的另一份统计数字也表明，因职务犯罪触犯刑法的官员，被判处有罪但免予刑事处罚，或虽被判处有期徒刑但适用缓刑的比率，由2001年的51.38%增至2005年的66.48%。这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从近三年来各地所判处的贪贿案来看，金额在千万元以下者，事实上已经没有人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这似乎成了一种‘惯例’”。

　　这样一个背景下，法院严处犯罪金额看起来似乎并不算太高的郑筱萸，给予其最严厉的刑事处罚，不能不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让人备感振奋。显然，这样一个判决，不仅是对郑筱萸案及其带来的严重社会危害本身的一个严厉警示，而且对于当前轻刑化的职务犯罪查处局面，也能起到积极示范作用。

　　-张贵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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