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晶莹：高估中国市场难以取得开放共赢

　　叶晶莹

　　身为美国财长的鲍尔森，也难以褪去在华尔街上日积月累浸淫出来的投资银行家情结。步入政坛后，其将高盛文化的精髓之一———“关注长期，重视战略”，亦带进了美国财政部。以发展的眼光进行对话，无疑会受到中国的欢迎。

　　但在美国国会的压力下，鲍尔森急需一个马上看得见的成果来佐证自己的立场。谋求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是其最现实的目标。所以，今年以来，无论在上海还是华盛顿，鲍尔森的讲话都更频繁地表达了其一贯的观点———“靠合资公司无法成为一个世界级资本市场”，合资经营的模式在证券业根本行不通”，“外资持少数股的模式尚未产生出世界级的投资公司”。

　　5月23日，中美第二次战略对话结束。据美国

　　尽管美国舆论对上述措施并不买账，国内亦有媒体认为目前证券市场的开放仍属“保守之态”，但对中国政府和监管部门来讲，这是一个正视自身现实、稳步推进开放的决策。

　　站在全球化的角度正确认识自己在世界经济和世界秩序中的角色和位置，通过自身改革，以求在开放发展中平衡国际关系，这已经是中国改革毋庸置疑的大方向。在这个大前提下，进一步开放市场之前，我们有必要问一个常识性问题，中国真准备好了吗？

　　2004年年底，高盛高华跻身中国市场。这一特例，与其说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里程碑，不如说是中国政坛自身利益格局调整的需要。独霸高端市场近十年的中金公司需要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当权贵与商贾产生利益默契，壁垒就不成为壁垒了。有媒体曾为此“突破”振奋高呼，“中国金融家的个人信用开始得到国际市场的认可”，但这听起来更像是来自书斋的自言自语。在现有体制约束下，中国究竟诞生出了几个能在市场上以个人信用为通行证的金融家、投资银行家和投资家？

　　正是有了高盛高华的特例，生存在政府审批与业绩考核夹层中的外资投行职业经理人呼吁，开放市场需要公平竞争。然而，真正危险的不公平是推进对外开放的同时，对内开放举步维艰。

　　衡量中国证券业是否有能力承受更进一步的开放，不是简单的数据说话问题。最有发言权的人是经常保持缄默的监管者。我们的监管水平达到了什么程度？市场环境建设进展到了什么程度？法律法规跟上发展的需要了吗？尽管完成股改使中国证券市场站在了一个历史性的新起点上，但其新兴加转轨的本质没有改变。一个刚刚经历了变革的市场，正在以严厉打击内幕交易和投资者教育为开始，逐步修缮行业漏洞，这个时候更需要来自成熟市场的监管经验、资本规则和市场文化。很难想像，此时大门洞开，一个弱势监管者将如何保障所有参与市场的主体在公平、公开、公正的环境下自由竞争。任何事关中国金融改革的大是大非问题，如果脱离现实，或止步不前或过分激进，受损害的将不是某一单独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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