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中美贸易：应优先改变顺差

　　在近日举行的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上，中国国家主席特别代表、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表示，中国愿与美方共同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这包括中国增加从美国的进口，美国扩大对中国的出口。吴仪认为，要妥善解决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突出问题，中美双方应该从各自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等方面进行分析，应该首先着眼于国内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在此基础上通过相互合作积极探求双方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而不是动辄就其国内问题指责对方，甚至试图通过施压和对抗的手段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别人。

　　如果将以上表态同最近央行对

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所做的小幅调整(人民币兑美元的波幅从原来的0.3%扩大至0.5%)联系起来，就会发现中方持有一种“降低贸易顺差，但不会剧烈改变汇率的升值通道”的态度。中国会加大对美国的采购力度；中国会对美国商家对华出口提供融资帮助；中国会调整部分商品进出口关税(例如加征钢铁的出口税，以及降低煤炭和燃料的进口税)等等，但中国不会随意改变汇率的敏感度以及汇率上升通道的结构。

　　中国政府对汇率的谨慎态度是非常正确的。很多呼吁中国应该大幅度汇率升值来解决国内外的经济失衡的学者的头脑都被“弗里德曼教条”所洗涤。伟大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一直认为，汇率存在完全的价格传递效应，也就是说一单位的汇率变动会完全传递到进出口价格的变动上去：如果中国进口铁矿石，那么铁矿石价格将反映出这一单位的汇率变动，同理，中国出口的服装也自动“吸纳”人民币汇率这一单位变动的结果，于是，在美国出售的中国衣服的价格将变得更贵一些。弗里德曼坚持认为，汇率对价格传递的“完全无误性”决定了汇率是机智和灵巧的。

　　实际上，这是不现实的。很多国际经济学家(Obstfeld，Rogoff，McCarthy，Krugman)都用实证的方式将之否定。于是，一种灵活的、谨慎的、择机式的态度就在其中复苏了：既然浮动汇率或充满充沛弹性的汇率体制，并不比固定汇率或者半控制型的浮动汇率更有利，那么，我们的汇率路径学就应该要异常灵活地打“牌”：不要过快地增加弹性和幅度；不要过于急促地剧烈升值，不要让过于猛烈的汇率改变给国内的货币政策添加更多的麻烦。

　　例如，在中国目前的进口构成中，资源类(石油、天然气以及铁矿石等)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些对华的出口企业定价能力(甚至价格歧视能力)很强，它们往往可以吸纳汇率波动，将人民币的升值反映在利润加成的价格制定中，使得价格并没有便宜。因此，我们看到这些资源产品接受了汇率的传递效应，同时由于这些外国出口企业具有较强的控制力，他们的价格抵消掉了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购买力升值。于是，在汇率升值的通道中，我们的进口规模呈现出一种稳步上升的奇怪局面：进口价格没有太大的便宜。与之同理的是，由于我们的出口是一些机电产品和定价能力很低的人力密集型产品，这些出口企业没有足够的控制力，即使汇率小幅波动，它们的产品也无法反映出这一传递效应。也就是说，我们的出口价格依然保持在低水平。稀释掉汇率升值的传递效应的是企业的利润，企业被动地用利润被“吞噬”来接受出口品长期低价的命运。

　　毫无疑问，汇率的价格传递是一种难以捉摸的不均衡效应。在目前我们小幅度升值通道中。汇率的价格传递效应被进口所吸收、被出口被排斥。呈现出一种中国出口不减速(但利润被逐渐吞噬)、进口开始稳步增长的局面。如果我们采取大幅度、类似过去日本的那种快速升值，我们很难相信会出现接受“弗里德曼教条”那些经济学家所声称的：进出口会达到平衡，内外货币政策会达到平衡的优美境界。相反，很有可能会出现：出口大幅度减少，同时没有足够的能力去进口，进出口一起剧烈萎缩的“双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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