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税负痛苦转为国民福利

　　《福布斯》在报告中指出，中国今年的表现有明显改善，它展开的税务改革计划，使税负痛苦指数下降了八点，在全球排名从第二位退到第三位。税负轻重标准在于百姓福利，现在该是用“国家的善意”来理疗国民税负之痛，让税负“痛苦”转为国民福利来实现最高层次和境界的社会公正，即“善意的国家”的时候了。

　　《福布斯》最新出炉“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最新一期的《福布斯》发表的2007年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继续是亚洲经济体中税务最重的国家，全球排名第三，税负痛苦指数是152。

　　在我国，税负水平高低的判定，历来颇具戏剧性。坊间与政府对于税负的轻重，之所以总是各执一词，没有一个莫衷一是的说法，是有原因的。首先，由于存在某些制度漏洞，政策随意性大，存在操作空间和权力寻租空间，老百姓的实际税负，远远要比字面上的统计数字大得多。在2005年，虽然全国税收收入总和同当年的GDP比，只不过为15.8%，但是，民生客观上承担的“实际税收”，往往有重要一部分往往被忽视了，比如那些名为“收费”实为税收的各权力部门名目繁多的管理费、罚款和赞助费等。而这些“税收”是不“开条”没有发票，是显示不到税负统计中的。这种税负是一种绝对的沉重。

　　此外，还有一种税负的相对沉重。换句话说，就是企业和居民缴的税越来越多，而国民所享受到的回报，也就是说国民福利却没有随着税负的增长而水涨船高，老百姓无法从这种“高税收”中获得高福利，陷入一个高税负、低福利、低保障的陷阱，国民在心理上也随之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和税负相对加重的感觉。

　　按理说，税收的天赋原则应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有如此，即使一个国家的税收再高，也不会因此而成为百姓的负担，相反老百姓却能从一种“高税收高福利”的体制中获益。但是，据7月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我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国家仍缺乏兜底儿的东西。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全国一年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相当于吃掉一个三峡工程；每年公车消费3000亿人民币，占财政收入的13%；党政干部公费出国考察一年2000亿元；世界银行估计，“七五”到“九五”期间，我国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亿-5000亿元。

　　这就意味着，一方面老百姓承担着高税收，另一方面税收的钱却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在基本民生的投入上，而是用在了与国民福利无关的其他方面。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公共产品提供不足，公众就无法从一路飙升的GDP和税收增长中享受福利，从而出现工资收入缓慢增长，居民生存成本节节攀高，教育成本以及医疗费用的不堪重负，贫困生缴不起学费上不起学等现实景况。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的税负不沉重才怪。

　　《福布斯》在报告中指出，中国今年的表现有明显改善，它展开的税务改革计划，使税负痛苦指数下降了八点，在全球排名从第二位退到第三位。笔者认为，国民税负之痛关键不在税制改革，而在于如何将高税负转化为高福利。所以，我们在检讨税收政策的同时，应该反思如何将国民税负“痛苦”转为国民福利。因此，理疗国民税负之痛，是一个税制问题，更是一个关乎社会公平的恢弘命题。而社会公平的最高境界，是所谓“善意的国家”，即以公共福利最大化为其效用函数的国家，能够洞察公共事务的性质并能够充分解决公共事务问题的国家。笔者认为，税负轻重标准在于百姓福利，现在该是用“国家的善意”来理疗国民税负之痛，让税负“痛苦”转为国民福利来实现最高层次和境界的社会公正，即“善意的国家”的时候了。

　　记者：石子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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