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苏宝：偌大中国一百个特区也不为多

　　冯苏宝

　　上个世纪80年代启动的是珠江三角洲，90年代是长江三角洲，进入本世纪，轮到了渤海湾，接下来还可能以一种裂变形式和加速度，纵横伸展到更深入的地区，如中西部、东北地区、北部湾，在这些地区设立特区的战略意义也非同小可

　　中国发展了，加入世贸了，改革开放格局变化了，特区还办不办？

　　这个曾经令特区困惑，国内多数人反对的问题，在今天由湖北、湖南、辽宁、广西、四川等省市竞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激烈场面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据昨天本报报道)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什么？从中央界定的内容看，是不叫特区的特区。2005年6月，上海浦东新区被首选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2006年5月，国务院又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此期间，深圳曾向温总理提出申请，希望加入此行列，所得到的回答是，深圳已有特区立法权，自可先行先试而勿须再由中央批准。但在今年3月召开的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

　　新特区新在什么地方，我们能够看得明白的是，它面对更复杂的形势，有更高的改革开放目标，涉及更广泛的领域，需要触及更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作为综合配套改革，“配套”是其核心，单项改革或纯粹意义上的经济体制改革已不太重要，而更需要统筹兼顾和涉及社会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作为试验，它必须超越自身利益但又要通过自身探索和创新拿出全国可资借鉴的东西。作为特区，它应该具有一些不同于左邻右舍以及整个内地的特殊功能，从我国特区逻辑发展的应有之义看，新功能应该是自由港运作和金融创新。

　　从我国设立特区的历史看，要成为一个特区恐怕并不难，但作为新特区，履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职能却谈何容易。且不说中央并无成形思路的改革目标，内容以及操作重点、突破口、实施程序的提出、设计和安排需要大费周折，任务更加艰巨，仅就特区所应该具有的自主权或改革开放的“特权”而言，最终能从中央那里取得多少？又会被部门有形无形的阻力和障碍切割多少？即使这些都不成问题，但在世变之亟的国情中，在公平声浪高似一浪的形势下，一种制度优势到底能够持续多久？个中滋味，非过来人是难以自知的。最关键还在于实践，特区有了自主权后，能否通过有效的运作达到预期目标，特别是新形势下更加错综繁复的目标。历史地看，我国经济特区的实践在总体上是成功的，但发展参差不齐，在上个世纪80年代设立的几个经济特区中，谈得上出色运作的应该只有深圳。特区授权立法确实赋予了深圳、海南、珠海、汕头诸特区以先行先试的权力，但又有哪一个特区真正将之用足过？

　　中央关于新一轮特区的战略布局是颇具用心的。目前被赋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权的沪、津、深三个城市，不仅拥有成为自由港和金融创新区的地缘优势、港口条件和产业基础，还具有一定的区域代表性和带动组织功能。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这三个城市大致可以承担起区域、全国和国际经济、社会发展角色的复杂组合。这种宏观选择，非地方一级政府所能揆。

　　但笔者认为，既然从中央到地方在认识上有了关于特区的回归，未尝不可以多设立一些特区。因为沪、津、深的配套改革固然重要，但至多是一种区域性改革，它们并不能够满足国家整体改革的所有需要，故应让更多区域进行多方面的试验。从发展时序看，上个世纪80年代启动的是珠江三角洲，90年代是长江三角洲，进入本世纪，轮到了渤海湾，接下来还可能以一种裂变形式和加速度，纵横伸展到更深入的地区，如中西部、东北地区、北部湾，在这些地区设立特区的战略意义也非同小可。世界现在有1200多个经济特区，仅美国就有数十个，偌大个中国，设立100个特区并不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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