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难题本质是利益失衡 改善民生需要制度保证

　　在和谐社会语境下，“民生”成了热门词汇。热门背后的关切，体现政府工作理念的转变，也是现阶段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的内在逻辑要求。

　　重视民生、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基本职责。改革和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就要求政府把民生问题摆在一个突出位置。以往，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指导思想不同，因而对民生问题的关切体现的方式不同，侧重点不同，由此社会感受也有所差异。总体来说，近二三十年人们的生活水平等许多方面都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改善和提高。

　　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发展，社会发展一直滞后于经济发展，而且过于重积累轻消费，重建设轻分享，由此累积了许多矛盾，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断涌现，甚至叠加释放，从而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城乡发展差距拉大，社会群体之间经济分层明显，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一些对于富裕群体来说不是问题的问题，如教育、医疗、住房等在困难群体身上就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甚至连一些基本消费需求都难以保证。

　　这种强烈反差的背后，让我们看到，“民生”真的已成其为问题，其本质是利益关系的失衡。利益失衡，在一定因素的催化下，必然带来心理的失衡。因此，如果城乡鸿沟不填平，收入差距不缩小，心理失衡得不到平复，势必将难以实现社会的和谐安定。

　　社会安定和谐是我们追求的愿景。在这种愿景下，社会各阶层成员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下实现各自的发展，达到一种利益均衡状态。利益均衡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实现的，但正视这一问题，从而设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推进这种均衡的实现非常重要。　

　　民不富，国不强；民不宁，国不安。正是深谙此理，民生问题，尤其是困难群众的生计问题正受到政府格外关注，而且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要求得到反复强调，也得到积极响应和不断落实。比如说，实行2600多年的农业税取消了；农村中小学生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费免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范围正在扩大；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也在紧锣密鼓地建立中；城乡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已经启动；住房保障制度在逐步完善；等等。

　　这些都是群众关注的焦点，与其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而在群众呼声最高的地方发力，这样政府既找准了改善民生的着力点，同时也是困难之所在，某些地方还会遭遇阻力。尽管如此，这个困难必须攻克。毕竟，这些工作的受益面包含着人口最多的农民群体，尤其是城乡困难群体。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利益调节与平衡，惟此，也才有可能实现构建

和谐社会的基本目标。这也就是政府民生关切背后隐含的一个逻辑。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期间就说过，“一个舰队决定它速度快慢的不是那个航行最快的船只，而是那个最慢的船只。”“如果我们改善了困难群体的生活状况，也就改善了整个社会的生活状况。”

　　总理的“舰队说”，类似我们熟知的“木桶理论”——要想木桶装的水多，就要把“短板”加长。不管是最慢船只速度的提高还是木桶短板长度的加长，都要政府政策偏向和强力支持，从而改善民生。

　　改善民生，需要政府扶持乃至资助，但绝不是简单让政府给钱给物，否则，只能在暂时缓解困难的基础上达到某种平衡，但这种平衡状态不能持续。“崔英杰案”悲剧昭示我们，赋予每个公民以平等机会，进而实现个人基本消费权利，是改善民生的要义。

　　改善民生需要制度保证。改善民生，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拍脑袋行事，而是政府施政理念的体现，需要制度规范。用温总理的话说，有了制度，很多事就不会轻易改变，不会因为政府的更替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建立制度，一是可以保证公民权利的平等享有和实现，另一方面可以限制强势利益群体破坏规则，甚至侵犯或剥夺其他群体的权利。比如，住房市场建设问题很复杂，各种声音都有，诅咒

开发商进而诅咒市场倒不必，关键是要在制度安排上，如何限制开发商通过非市场手段影响市场、扭曲市场，实现垄断，将官商勾结的成本摊入住

房价格，从而影响普通群众住房权利的实现。　

　　社会多元，利益多元。关注民生，尤其是关注困难群体的利益，也要关注先富群体在内的其他群体的正当利益诉求，尊重其不断提升生活品质的理想。强调一个但不压制一个，济贫但不劫富，利益均衡是我们民生关切的最终目标。这种利益均衡，不是也不可能是齐头并进式发展，不是收入、财富的均等化，更不可能是平均主义，而是在公平规则下实现的利益有序分配、权利平等享有，彼此关系相对平衡的和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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