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怎样才能得到照顾

　　笑蜀/文

　　美国为什么能照顾穷人

　　社会政策必须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前提。美国对穷人的照顾能够实现，是因为美国社会已经具备了相应的社会条件。

　　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可能是全世界最活跃、最发达的。美国总共三亿人口，各类非营利组织就有160万个，平均不足两百人就有一个。其所支配的国民财富，更是天文数字——— 年度总费用占美国GDP的9%，几与联邦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持平。

　　美国非营利组织的功能多种多样，救助穷人及其他弱势群体，则是其主要功能。我在纽约逗留期间，移民美国多年的朋友C君来看我，比约定时间晚了好几个钟头。见面时他很抱歉地解释说，他是从一个很远很远的社区赶过来的。因为他参加了一个志愿者组织，每周都要去那个社区免费讲课。他的专业本来是IT，但他真正的爱好却只是公益。他同时在好几个NGO兼职，当职业跟爱好的冲突终于无法回避时，他不惜辞去了在微软公司的工作。

　　像C君这样的公益爱好者，在美国很普遍。政府为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提供的公共服务，主要针对一般需求，是基础性的、平均化的公共服务。对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政府往往难以满足。非政府组织的长处，则在于为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提供精确的个性化服务。C君参与的志愿者组织，服务对象就主要是移民美国不久的穷孩子。他们的使命，就是教那些穷孩子学英语，并引导他们了解美国社会各方面的情况。

　　针对老人的志愿者组织，在美国也是五花八门。譬如“轮子上的饭菜”，主要任务是骑着自行车给独居老人送饭。服务于盲人和其他残疾人的、服务于囚犯子女的、服务于失业者的、服务于无家可归者的特定的志愿者组织，亦层出不穷。总的规律是，但凡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有什么新的需求，很快就会自发产生一个相应的民间组织，为之提供定向服务。

　　志愿者组织之如火如荼，显然基于美国强大的自治传统。早在19世纪，托克维尔就这样写道：“美国人不论年龄多大，不论处于什么地位，不论志趣是什么，无不时时在组织社团。”各个权利主体之间的自由结合，在美国人从来都是天经地义。只要不存在暴动的危险和其他有组织犯罪的危险，任何人建立任何名目的组织，都是不容干涉的。惟其如此，美国民间社会才能对穷人及其他弱势群体新的需求一直保持敏感，总是能以组织的形式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照顾穷人的一个重要社会条件，在我看来就是博爱。即便在最严格的市场秩序规范下产生的财富分化，也并非天然合理。再严格的规范也不可能绝对公平，自由竞争的胜出者不能把胜出的功劳完全归于一己，而应怀着谦卑之心，怀着对社会、对天地万物的感恩之心，回馈社会，与社会尤其与弱势群体分享财富。穷人必须受到照顾，这早已是发达国家的共识。对弱者物质保障上的疏漏，精神上的歧视，对他们都意味着最大的政治不正确，谁敢在这个问题上挑战，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正是以这样的共识为基础，生长出发达国家一整套的慈善文化、公益文化。这点上美国没有独特性。美国的独特性，在于高度发达的第三部门保障了公民社会对慈善事业、公益事业的主导权。即便是公共服务，社会能提供的也尽可能让社会来提供，能不让政府做的也尽可能不让政府做。也就是说，不仅市场不容政府插手，即便在属于政府天职的公共服务领域，公民也有不选择政府的自由，政府的权力同样是有边界的，这可以说是美国慈善文化、公益文化最大的特色。

　　私产保护、市场经济和现代政体

　　是公平正义的三大支柱

　　美国对穷人的照顾当然谈不上尽善尽美，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开篇所述，无家可归者的问题，非法移民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美国就一直想不出办法解决。

　　美国的无家可归者形形色色，有的因为贫困，有的无关贫困。我在白宫前面的拉法耶特公园见到一顶小帐篷，帐篷主人康赛普珊·皮乔托就是一个无家可归者。因为不满美国核武政策，她在这里驻扎了整整26年，抗议了整整26年，从不曾主动离开过哪怕是一天。

　　移民问题最是复杂。20年来，美国政府想了很多办法阻止非法移民，但基本上归于无效。为什么？主要就因为美国社会有对非法移民的强大需求。美国的建筑公司、肉联厂等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大量劳工来自非法移民。美国人工很贵，最新通过的最低工资每小时达7.25美元，而非法移民的工资要求较低，其间的落差，就成了不良企业的重要利润来源。如何对待非法移民一直是美国社会争论不休的问题。放任吗？非法移民确实带来困扰；打击吗？非法移民又确实给了美国甜头。美国政府就在这样的两难中一直犹疑着，欲擒又纵，欲纵又擒。不良企业就在这样的犹疑中不断饱餐着非法劳工的人权红利。

　　这就是说，美国对穷人的照顾，其实也有死角。至少，生活在美国的非国籍人群与公共福利基本绝缘。但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美国公共福利对于本国穷人的有效保障，在国民范围内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公平正义，则是应该肯定的。而一些人认为，只要私人产权制度不从根本上改变，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国民财富的共有共享、社会的公平正义就都无从谈起，但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这个判断在当代已经难于成立。

　　国民财富的分配大致有三个层次，第一次分配主要是求效率，第二、第三次分配才主要求公正。既然如此，就不应该追求、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毕其功于一役，而在第一次分配时就既实现效率，更实现国民财富的共有共享。生产主要追求效率，资本主义在它问世的最初一百年中，所创造的财富超过人类历史上的财富总和，奥妙何在？就在于它颠覆了封建时代那种虚拟的共同体，实行了私人产权制度。历史经验证明，只有严格的私人产权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个人活力，提升整个国家的效率和创新能力。要把

　　公正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求的目标。但公正不能从生产的源头求得，生产的源头只能服从于效率。公正只能从生产的结果中求得，即从已经创造出来的国民财富总量中求得，从财富的转移中求得。以私产保护和市场经济体制充分保证生产源头的效率，保障国民财富的充分涌流；以自由民主扩大和规范第二、第三次分配，以保证国民财富适度的共有共享，实现社会公正，这样就可以使效率与公正各安其位，各得其所，社会就能既保持繁荣，也不乏和谐。这是美国经验给我们的主要启示。数以万亿计的美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年度总支出，以及几乎与此等量的美国非营利组织年度总支出，不都是私产保护和市场经济体制创造的财富吗？但得益于完善的监督体制，这些巨量的财富最终并不是私人占有，而最终转化为社会所有，用于公益事业尤其用来照顾穷人及其他弱势群体。仅此两项支出相加，如果取最大基数即以美国总人口为基数，美国年人均公共支出也远在5000美元以上。照美国年人均收入3万美元计算，可以说美国国民财富的至少16%已经实现了共有共享。

　　总之，私产保护和市场经济，以及现代政体，是分配公正的必要前提，也是走向社会和谐的制度起点。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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