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信仰--成中英先生谈新时期国学定位

　　·编者按·

　　3月26日，“世界汉学大会2007”在北京开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大陆举行的第一次全球汉学界的盛会，主办方还称，准备今后每两年举办一届世界汉学论坛，这大约可以看作近年来汉学热的一个小结。

　　与汉学在海外构建中国形象相应，国内对国学的讨论也蔚然成风，从国学院到读经班，传统文化被一再提起，这场讨论，让我们激动，也让我们反思，到底该如何看待国学？曾经被我们当作工具性的儒学，今天能否为我们一种新的理想？

　　最近，“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成中英先生在国内讲学，成先生是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70多岁的他在国内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的，我们在成先生的空余时间对他做了几次采访，访谈种所涉及的问题主要有，当下国学热的历史、现实背景，国学应该怎样界定，儒学的信仰化和知识化，儒学与儒教。我们把这些问题整理出来，以飨读者，文章较长，本期刊登前半部分，余下的内容将在下期登出。

　　是为国学讨论系列之六。(本报评论版曾在2006年7月17日，7月24日连载刊登杜维明先生专访，并于2006年10月23日，10月30日，11月6日连载刊登刘梦溪先生讨论国学的文章。)

　　成中英先生 口述 本报记者 李新 整理

　　1 “国学”何以成为热潮

　　今天讲国学，实际上有一种主客观的需要。

　　中国这几年经济迅速发展，达到一种规模经济之后，所谓经济发展的目标感没有了，在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原来的价值观都失掉了，钱太多了，破坏了一种基本的伦理，所以需要找寻一种新的伦理价值。所以在经济发展中，需要注意经济背后的伦理价值，不然的话就失去了控制，会影响到经济本身的发展。这是要回到文化理念的第一个重要的原因。

　　其次，经济发展还需要一种多元文化的支持，全球经济需要多样性的文化。比如说做了那么多电视、那么多洗衣机，还做了很多网络产品，看来没有多少区别，那么怎么来赢得别人的关注？这就要通过艺术，透过对人性的一种关怀，这便是文化的作用。所以需要挖掘出来一个文化的意象，或者挖掘出来一个价值的意象等。因此，经济发展到最后，是一套理念经济，这个需要文化的支撑。

　　第三，经济发展可能产生国际冲突，比如对中国来说，这几年国际上就产生了一种“大国威胁论”。因此要把经济纳入到文化发展的轨道当中，说明经济发展只是文化发展的一个现象而已。而文化本身的目标是和平主义，尊重他人，不会因为经济发展影响他人。所以经济发展是要用文化来软化的，柔化它发展势头，让经济为文化服务，为人类文化服务，不是用经济来削减或者消除人类的文化。也就是说经济只是手段，文化、道德才是目标。现在中国国学是个热潮，我觉得这显示了中国发展战略的远见，这是很好的。

　　在今天全球化的潮流下，我们的自我了解不够，对别人的了解也欠缺，甚至缺少一样东西去跟别人交流，这种东西都还没有很好的建立起来。但是，我们在经济上已经成为一个大国，经济的成就感会不会阻碍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掌握经济发展的趋势，而不被它盲目地所干预？这些都需要经济发展之外的东西，这样来看，讨论国学就有了其内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为什么今天又热烈讨论国学，因为在全球各种不同传统文化需要相互理解的时代，没有自己的东西不能够跟人家交流。

　　当初在发展经济的时候，社会上对儒家有这样的看法，认为是去帮助经济发展，儒家具有一种工具性。但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什么？是更大的经济发展，还是要达到另外一个更高层次的目标？作为全球化中的成员，中国要对自己全球化的定位有较好的把握，对经济在整个国家发展中的定位有清醒的认识。今天国学被热烈讨论，可能就是基于经济发展造成的一种文化淡化或失落的警觉。

　　经济崛起中还有一个现象需要注意，

中国经济发展跟文化，尤其是跟儒家文化是什么关系？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我曾经思考过这样的问题，今天儒家文化扮演的角色跟当初西方新教伦理扮演的角色有没有相同的地方？我认为不太一样，因为两者的文化导向不一样，新教伦理是超越的伦理，要追寻上帝的权威，要信仰上帝，来寻找精神的动力。当初发展上帝权威是要来克服现实世界的一些问题，认识到这个世界是上帝造来为我所用，人们可以借助上帝之名来充分地发展自己的智慧，所以就出现了资本主义，甚至带动了整个西方的迅速发展。那么，儒家精神是怎么样的？它是求得人的充分发展，来实现人的内在价值，来求得人生活上的一种安定，能够在社会中获得相互依存的精神和智慧上的支持。两者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超越主义，一个内在主义。

　　中国人有个特点，在任何处境当中，中国人可以变化自我来适应环境，中国人的活力在于他认识到变化的重要性，变化虽然不能由我控制，但是我可以因应这个变化来发展自己。中国的变化哲学很容易让中国人去学习一个强势文化的优点，进行改造，其实这也就是一种交易，在学习当中来换取新的产品。

　　中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在早期，代表一种实用哲学的奋斗精神。邓小平说“摸着石头过河”，从社会主义到自由市场、自由经济，甚至说“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抓老鼠就是好猫”，这在思想上是很大的变革。实用主义也是变化传承的结果，这是中国儒家内在的东西。中国的应变性很强，变化性很强，学习性很强，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再加上一个可以发展的环境，就可以更好地掌握发展的机遇，发展的动力就更大。

　　中国从清代的闭关主义，到后来被打到穷途末路，然后走向正常发展之后，就希望广结善缘，所以很重视海外关系，重视各种交易关系。其实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也是在外援下发展起来的，中国作为东亚经济发展上最重要一环，也是基于善用外援。这些道理其实孙中山也看到了，但是没有能力、没有环境做，而我们今天做了，所以很快发展起来了。中国不像资本主义为商品而奋斗，而是因为一种内在的需要而发展，儒家并不排除财富，《大学》讲“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斯有用”，问题是你能不能够用“土”，能不能用“财”，因为有了财才能发展，财用这个问题在中国是很重视的，这一点从中国传统的世俗实用主义到儒家要稳定社会、重视人们物质上安稳的观点，都是一致的。

　　但需要警惕，最大的问题在于经济发展之后不知道要做什么，忘记了原来的道德目的。原来儒家可以转换成一种工具，现在是不是可以把儒家看作是一个理想？当初我们要把儒家思想为我所用，是工具，现在还要找到一个目标，一个核心价值。现在的问题是，儒家传统能不能提供核心价值？核心价值是不是只能在西方的宗教中找到，还是说中国的儒家传统或者其它传统也一样会有终极关怀，能够真正解决人们赖以安身立命的力量？这是目前中国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说是危机。

　　对中国来讲，经济发展显然要找到所需要的价值观，发展才有不断持续的能力。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也是自我审视、自我理解一个重要的环节。虽然我们的物质文明很高，变为一种很有品质的商业社会、消费者社会，然而在精神上变得空虚、失落，长远来看也会造成经济的衰落。文化所提供的东西，不只是文化创新，文化是帮助经济创新，帮助社会革新的一种力量。

　　2 历史是对历史的回应

　　实际上，对国学以及儒学的讨论是近代就开始了的，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严复、梁启超的时代。如何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当下的国学？

　　从历史上看来，中国文化经历过繁荣绚烂的时代，然而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逐渐走向衰落。清代中叶,这个古老帝国的处境是完全孤立闭塞的状态，完全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明清之前，中国的文化还是比较强盛的，能跟周边的环境建立一种互动而又开放的关系，而且具有明显的主动性。比如在汉、唐时代，能够主动去了解西域，有张骞出使西域。

　　清朝初期，康熙朝廷曾跟欧洲的教会建立过平和的关系，可能由于耶稣教会内部的斗争，教皇不准中国人拜祖，不准参加儒家的仪式。这对康熙来讲是一个挑战，于是他准备驱逐传教士，在1724年下了一个诏告，驱逐传教士，耶稣教士撤出中国。从那个时候开始基本上就采取一个闭关之策，海禁也不开。

　　从那时开始，西方极力在外扩张冲力，一种文化发展出来的扩张，西方从神学中解放出来，更形成为一种向外扩张精神。而清朝统治者，因为没有外面的消息，没有与外面沟通，也没有危机感，也没有这种知识，不知道天下发生什么事。中国往下走，西方往上升，中国闭关，西方进取开放，所以这两者一碰撞，高下立见。从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然后就是跟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然后就是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中国被迅速瓜分，沦落太快了。对于西方的冲击，中国不应该只是一个回应的问题，也应自我检讨。假如说没有西方冲击的话怎么办，这只是一个历史的假设，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中国近代的崛起是要消化这一连串的失败，最初的反应也是极端的，由于一无所有，一无所知，所以要彻底的西化。在学习西方这一点上，五四发展比较极端，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东西，那是因为当时无法解释这么大的失败，所以就走了这样的极端，而且在当时看来，西方人那种强大，我们是没有任何过去能跟他相比的。

　　从五四开始，从1919年到熊十力，梁漱溟，差不多在以后的10年里面，逐渐对如何了解西方，如何认识自己，下了些功夫。在这些功夫之下，有人认为中国文化并没有完全丧失，西方文化也不见得都是真理，这种变化代表了不同阶段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对整个西方精神的了解，国内第二代的儒家，像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先生，他们是有更多的把握，对西方的问题思考得也较多。我觉得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在逐渐拓深，但是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还不够深入，这个认知过程一直持续到今天。经过多年的摸索，经过了复兴文化辩论这一过程，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学到什么东西？在这种情况下，重新整合国学的概念，在一个中西文化对比的情况之下来讨论，正当其时。

　　认识与理解转化历史传统为现代化的动力，要经过一个反思、觉悟与发展的过程。首先要深刻认识中西文化的差异，从而思考这一差异的现实含义以及其呈现的问题。差异引发失败之痛，就不能不对自己的传统进行提问与批判，对之必须改弦更张，张本而体现。我把这个过程看作五个阶段的发展，即危机、冲击、再觉醒、迂回与开放五个阶段。

　　危机时代：严复(1854-1921)与康有为(1858-1927)时代，如何面对中西文化不同的追求，内圣外王问题现代浮现。

　　冲击时代：熊十力(1885-1968)、梁漱溟(1893-1988)、胡适之(1891-1962)、金岳霖(1895-1984)：强烈地显示了中西思想的对照与对立，激励与再回应。

　　觉醒时代：冯友兰(1895-1980)、方东美(1899-1977)、唐君毅(1909-1978)、牟宗三(1909-1995)、徐复观(1903-1982)：理性地维护与系统批判与系统思考的尝试。

　　迂回时代：面对西方工具理性进行了“创造性的毁灭”，凸现了物质性与行动性的把握，显示了分析性与精神性的匮缺，在整体哲学的思辨中，张岱年(1909-2004)与冯契(1915-1995)贡献较多。

　　开放时代：新的一代的要求-整体化与同时性发展的认知：回归本原、清理资源、重建体系。

　　3 国学概念界定

　　如果我们今日必须反本创新，国学问题必须重新面对，新的界定与新的发展必不可免，这是当务之急。

　　过去谈到国学的时候，由于国学的概念不清楚，没有一个整体性的定位。往往就被看作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本位主义。好像是针对西方的一种对抗，这种想法就有点开倒车了。实际上这是对国学的一种误解，回到历史里面去了，变成国故主义，对西方不但是格格不入，而且是一种抗拒心理，国故变成国粹。

　　如何理解国学？第一，国学不是国故之学，也不是本位主义。国学是对自己的文化哲学进行深刻的了解，基于自己的经验，或者基于跟西方比较的经验，用自己的话来说明自己的一种哲学立场和文化的价值，所以跟哲学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包括中国的哲学，中国的历史学，中国的文学，中国的艺术学，中国的社会学。哲学不是分门别类的一种学问。综合科学的知识进行整体的了解，就是整体的历史经验，这样就不会有马一浮的问题，章太炎的问题。马一浮的看法当然有参考价值，他对西方的了解虽不是很多，但对中国传统经典的了解是很深厚的，有很好的眼光。跟严复不同，严复对西方有着较多的了解，在早期的危机意识之下，提出国学。

　　重要的是国学概念要整合起来，把国学进行整体定位，国学其实就是自己文化的自我了解，针对西方文化来了解、诠释自我。当然这里面更多的是思考，在哲学上面、在人们的根本价值观上与西方有什么不同，我们要坚持什么，什么是中国人的基本价值。我最近提出一个概念叫做诠释继承，对国学，也可以采取一种诠释，目标是诠释，不排除批判和抽象，但是更强调一些诠释理解，为我们所用。诠释是一种灵活心态，是一种相对比较开放的角度。

　　目前一些人老是把国学往那些历史上人物去讲，那样的话自然就不够用了，我们现在讲的不是那种国学，我讲的是有现实意义、有现代经验基础，也是当初有经验基础的那种国学，是一个中西对比的国学，也是一种哲学，是中国的文化哲学，中国的价值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讲，熊十力讲的是一套国学，梁漱溟讲的也是一套国学，然而他们讲的主要是国学中的哲学而已。如果不认为他们是在讲国学，那是因为我们对国学的眼光和看法不一样。讲的国学是过故之学，是没有哲学的思考的表现。曾经就有这样的错误的认识，把国学看成是一种小学，考古之学或者国故之学，或者是本位主义，在今天是应该破除这样的思想的。

　　国学里又分了几个层次，基础是哲学，其次是历史、文学、小学、文字学，是分科的。国学是要在哲学高度去研究的，国学没有哲学精神就成为死的东西，就变成国故。国学非国故之学，也不是考证之学，也不是老古董之学，也不是故纸堆之学。相反，他彰显中国的文化、精神和价值。

　　中国国学是在世界哲学或者在中西语境对比下的哲学，要全球化语境下的自我定位，国学的这个定位，也很重要。中国对中国哲学、传统文化的研究是中国国学，中国对西方的研究是西学；西方对中国的研究是汉学，西方对其自己的研究可以叫做西方国学。这是按照不同研究对象和起点划分出来的哲学体系，中国国学我们简称为国学，西方国学则是他们自己做的日耳曼研究，或者是美国研究，法国研究。同样，西方人可以基于西方人的习惯，他们的价值，他们的观念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方式可以从内而外，也可以从外而内。在这样的种体系中，国学一方面要和汉学交流，一方面要跟西学交流，甚至还跟西方的国学交流。现在全球化语境的重要层面,是一种中西对话。如果没有认识到这个层面，老在这儿兜圈子，就不能对国学有新的定位。现在我们必须面对国学新的定位问题。因此我们要界定什么是国学。当然这不只是用词的问题，你叫不叫国学都可以，叫也行，不叫也行，关键是概念内涵要确定清晰。

　　这样来看国学的话，我们有自己的经验，了解自己，同时还参考西方人的了解，坚定我们自己的信念，甚至来发展出自我充实，自我实现，自我改造的道路。所以它不是保守主义，也不是本位主义，在讨论国学的时候，这一点也是要强调的。

　　4 儒学的信仰化与儒学的知识化

　　儒学包含了两个面向：信仰儒学和知识儒学。前者以创造理想与尊重权威为诉求，后者以发展知识与智慧为主题。这代表了儒学的两个方向。

　　儒学开始于人性与人心的一种觉悟，是人的自觉与人的意识的开始，其中包含了两个面向：信仰性以建立规则、促进行为为目的；知识性以增进理解、扩大眼光为目的。前者为信仰儒学，以创造理想与尊重权威为诉求：后者为知识儒学，以发展知识与智慧为主题，与人生的个人与群体都有密切的关联。这代表了儒学的两个方向。当然，信仰是一种动力或力量，往往必须凭借道德的理想与对未来的憧憬来达到行为的目的，改变这个世界，而非只是理解这个世界。在这个过程中，知识也是重要的，但获取知识发展智慧并非终极目的，获取知识以发展智慧当然也非远离价值行为。我们可以进行下列的划分，姑且分别用《论语》里的话来对应起来(见下表)。

　　历史上，一涉及到社会与政治就有了信仰的需要，但不应忽视知识的一面，故往往在信仰框架下发展知识儒学；只有重视知识与哲学(哲学也是一种知识及智慧)才能在知识儒学的框架内建立有关价值体系的信仰儒学。历史上，自汉以后，信仰问题确立，但信仰内容却未加探究与发展。

　　五四以后，上层信仰全失，连其中包含的知识儒学这一块也失落了。知识儒学就失落为历史儒学了。文革以后，连历史儒学都不能从知识平面谈了，其他的信仰系统弥漫了上上下下的空间。

　　当代社会当然也有所谓“政治儒学”的说辞，这个是指现在有些儒学的研究者，由于重视《公羊传》的说法和传统，所以也主张在政治上面儒家应该是建立一种道德标准，一种社会的秩序维持的一种标准，来使社会更好地进入一种道德和伦理的一种状态。出于这样的考虑，他们比较不愿意接受，或者根本就不愿意取向于西方的影响，而是以仁治、德治为主，而不重视西方的制度性的东西，而是以道德为基础。

　　与信仰儒学一样，知识儒学也可以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但它要在一种在具体实践中去认识儒教价值的知识系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更能够建立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建立更好的法律，更好的生活环境。举例来说，对子女的教育，现代的人在新的条件之下，客观的环境变了，所以你怎么去诱导子女，使他关怀他人又能够发展自己，能够成就一种崇高的情怀，对人生的一种正确的认识，我觉得这就需要知识来因时因地来制宜。信仰儒学主要强调的就是基本信仰，知识儒学强调的是一种开放的知识，通过教育来建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本文根据成中英先生的访谈及成中英先生相关研究整理而成，最后经成先生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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