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指标也不能成为一个筐

　　据《新京报》报道：河北省永年县将出台《2007年干部考核指标》，“一年有多少农民工外出就业”等内容作为“直接关系民生”的硬指标被列入其中。地方政府关注民生，在政治上无疑十分正确；由单纯追求GDP到真心关注民生，无疑是地方政府行为改善和社会进步的一大趋势。然而，永年县新的干部考核举措，却值得认真推敲。

　　应提出质疑的，不仅仅是该项考核指标是否具有合理性以及可操作性，更重要的也许是：在政府越来越重视民生的今天，究竟应建立一种怎样的“民生观”抑或说“民生思维”。民生指标同样也不能成为一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而应区分哪些“可为”，哪些只能以“无为”心态待之。假如以“民生指标”之筐取代以往的“GDP发展”之筐，不仅仍会使地方政府能力不济和不堪重负，还会因重点不突出而无法找到着力点甚至迷失方向。同时，其中还隐藏着若干“悖论”，其外在表现则是不同指标之间的相互掣肘或抵消。例如单位GDP能耗和排污量控制指标与GDP增长以及财政增收之间，就存在着无法回避的制约关系。降低平均能耗，意味着某些高耗能项目要么减产、要么下马，于是意味着降低GDP增幅，进而意味着财政减收。假如GDP增幅、财政收入、单位GDP能耗均列为同等的硬指标，岂不等于要求消防队员一面抱薪送柴，一面取水灭火？

　　既然列入了干部考核的硬指标，就应建立一个大前提，即它必须是干部能力范围和行为边界内之事，是通过主观努力、有效作为可以左右的结果。有多少农民工外出就业，其决定因素起码有三：外出目的地乃至全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本地农民外出打工的个人意愿；当地农民的知识技能基础以及在劳务市场上的

竞争力。尽管早有政府组织劳务输出、市长带队推销保姆等局部的、偶然的实践，但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整体现实上看，“外出就业”都不应作为干部考核的硬指标。道理很简单：干部能耐再大，也无法干预外地劳动力供求状况；假如本地农民恰恰不愿外出，难道政府能下令驱赶？政府在培训农民技能上固然可有所作为，但不可能立杆见影。

　　由此推而及之，一个城市或地区就业率、收入水平、物价水平、商品

房价格等等虽然都直接关系民生，但是与“外出就业”指标的性质相同，要么是市场供求变化形成的结果，要么是当地交通地理、历史、人文、工农业基础等多种因素形成的客观现状，这些指标不可能随市长县长们的喜怒哀乐而即时变化。正因如此，广州市长降低房价的承诺以及市民把房价涨跌寄于市长个人意志才被视为幼稚可笑；用就业率、收入水平、物价水平衡量干部的能力和努力程度，同样违反规律。

　　“民生”是一个偌大的概念。作为一种宏观的、阶段性的国家目标，“十一五”规划纲要将各种民生指标尽列其中无可非议，而作为干部年度考核，则不宜笼而统之地、机械地套用。笔者认为应建立的“民生思维”，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十一五”规划乃第一层次，它需要在国家战略指导、

宏观调控之下，举全国之力予以实现。深圳市首创的“民生净福利”概念，是为第二层次，将政绩考核的重点放在社会福利、环保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教科文卫体财政投入等等方面，这些均在地方政府职能范围和干部能力范围之内。“民生疾苦”可作为第三层次，它才是所有民生指标中的重中之重、急中之急。古代贤明君主所标榜的“民为重”，所关注并竭力解决的正是民生之疾苦，例如灾荒、瘟疫、赋税、劳役等等。而今日的民生疾苦，正是人所共知的一系列有碍社会和谐、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

　　中国之大，各地发展极不平衡。作为地方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干部，既无法在自己能力范围快速使落后变先进、贫穷变富裕，也不可能凭个人好恶以及努力程度随便就能左右物价、房价、就业率，但有一点无法选择，那就是必须解决群众衣食有忧、居无定所、有病等死之类的基本生存权和生存状态的问题。因为这些才是政府合法存在的基础和干部社会责任的底线。假如这样的民生指标不首先“硬”起来，其它民生指标的硬便会失去政治、道德意义。

　　[稿源：红网]

　　[作者：刘以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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