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宰叶利钦灵魂的三样物事

　　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4月23日，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叶利钦逝世，享年76岁。

　　对叶利钦的评价一直处于矛盾之中。一些自由主义式的文人会抚去弱处，给予宏亮的掌声，因为他创造了俄国式的不完美自由；而实用主义者则会大摇其头，给予谨慎的恶评，因为他将俄国经济和阶层生态弄得一团糟。

　　实际上，评价历史人物应该用一种面向未来的实证主义态度，而不是夹杂着“廉价自由主义私货”的普适主义情怀。在记分牌上，我们不仅要记录下自由声音的呼喊，也要考察民生经济的短长。不仅要认可叶利钦打下的经济寡头阴影下的宪政框架，也要认识到其背后的代价和未来晦暗的路径。

　　长览叶利钦的一生，发现主宰者为三样物事：一是早年的经历，二是疾病，三是某种农夫趣味。早年的叶利钦在党内一贯以异端出现，好发抨击腐败言辞，悲叹民生民况疾苦，身居高位而简朴亲善。赤子胸怀饱含农民趣味。但却屡遭弹压、喝令其缄口。叶利钦自己说，“我之所以对自由言论如此热爱，同自己早年禁口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叶利钦身上的疾病多得离谱。他是一个“病夫政治家”。他的朋友说，疾病使他暴躁、敏感、不能理事，但却急于求成缺乏耐心。疾病带来的性格因素对俄罗斯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叶利钦虽然不精通经济，但他对经济改革异常重视，他希望能够迅速诞生出一个资产阶层，能够维护和推进政治结构的进一步变革，而不是给一些保守势力创造重来的机会。所以，他将改革权力交给激进的盖达尔(俄国“休克疗法”的执行者)，他希望一个不断增长的、支持他的“阶层同盟军”快速涌现。

　　在经济改革起初，他的身体不错，他在私有化改革之初也强调资产分配应该保持某种公正性，认为保持最小的震荡是改革机制设计必然要兼顾的。但是在1996年大选的时候，他的身体急剧变糟了，他放大了他的过敏和急躁，他的疾病使得他精神紧张，他觉得敌人无处不在，一切即将失控。久加诺夫有翻盘的可能。他在意念里非常恐慌地看到未来将会出现一幅可怕图景：体制回归了，一切白费了。但他觉得来不及了，朋友太少了。他告诉私有化计划的官员，“我不管你们怎么做，我需要支持，我需要媒体、媒体老板们都跟着我，我需要一大批朋友。”从此，事后备受诟病的“贷款购买股权计划”出现了，这是人类私有化历程中最贪婪的行动，这是一项鼓励内部人“空手套白狼”式的簒夺资产计划。这也付出了结构上的代价：寡头阶层产生。

　　叶利钦跟他的前辈赫鲁晓夫一样，性格坚韧行为冲撞，叶利钦1989年访问美国时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言论自由、物质繁华、没有短缺之苦人们不需要排队购买面包。喜欢美国式的体制(抽象)就立即会喜欢美国这样一个实体国家，这是一些自由主义幼稚病患者根深蒂固的毛病。当俄罗斯处于最艰难的失血补救期，当美国和IMF经济援助承诺都食言反悔的时候，当俄罗斯连军人基本生活费都发不出来却在进行车臣战争的时候，叶利钦流泪了，他看到了自己的苍白和单纯，他向所有人道歉，他没有贪恋权力的任何欲望，他赶走了那些书卷气十足、被美好的理念占据头脑的总理，将权杖最终交给了一个强悍的克格勃出身的人。可见，叶利钦不是从能力上而是从性格上选定了普京，叶利钦将自己的“短板”变成了一种裁定未来的目光，他兑现了自己的真诚。

　　被记忆、疾病和纯真的农夫趣味所包裹的叶利钦的死亡，象征着在全世界“体制转型”这样一个大时代下的政治理想主义的逝去。叶利钦是诚实的和爱憎分明的，他所热爱的一部分自由价值也都得到实现，但是为此“埋单”的成本过于巨大。有时候“埋单”过于惨烈也会动摇那部分兑现了的自由价值在未来的稳定性。很多知识分子对那部分兑现的自由价值的过度赞美是不值的，因为它会反过来抽耳光，所有价值或信仰先行的道路都是小路，因为没有实用主义和均衡主义的巨斧为它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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