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城乡规划法治化来遏制政绩工程冲动

　　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城乡规划法草案，对城市建设方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作出明确规范，比如，“城乡规划经批准后，组织编制机关应当予以公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查阅已经公布的城乡规划”；规划应“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征求专家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并特别强调，“城乡规划一经批准，不得随意修改，特别是不能因为地方领导人的变更而变更”。(本报4月25日)

　　以城乡规划的公开性、可监督性以及不得擅自更改的严肃性，来遏制城乡建设过程中存在的诸如“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这样的问题，应该说，城乡规划法草案的这一治理思路不仅非常正确，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毋庸讳言，当前我们的城乡规划建设中，“政绩(形象)工程”之类现象之所以屡禁不绝，甚至在一些地方有不断泛滥的趋势，关键就在于：在城乡规划中，一方面，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没有得到充分尊重；而另一方面，权力干预规划的能力又过于强势，难以得到有效制约。这些都导致，不少现实中的城乡规划往往无视公共诉求、民生利益，既“贪大求洋”，又“急功冒进”，不仅损害了城乡建设的和谐，而且也人为地破坏了城乡社会内部各种结构要素的协调和均衡。

　　其实，在笔者看来，城乡规划之所以必须遵循一个充分公开透明、可监督且不得随意更改的治理思路，根本原因还在于，这样一个治理思路，实际上是一个法治化的思路，彰显的是“保障权利制约权力”的法治精神。

　　“城乡规划”究竟是什么？如果仅以专业的眼光打量，或许会认为它只不过是一些图纸和文字构成的规划设计方案而已，然而从法治的视角来看，它其实就是一部规范城乡发展建设的法律。城乡规划的编制、出台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一个立法的过程，与之相对应，遵守和贯彻实施城乡规划的过程，也就成了一个守法、执法的过程。

　　一旦以这样一种法治的视角来审视城乡规划，对于通过城乡规划法来遏制和治理“政绩(形象)工程”，我们无疑会有进一步的法治期待：比如说，在城乡规划的编制环节，除了要强调公众的知情权———向社会公开和征求公众意见之外，是否还应进一步考虑赋予公众更为直接充分的参与权，如将城乡规划提交人大表决？很明显，既然城乡规划就是法律，而编制的过程就是立法的过程，那么充分尊重公众的参与权，并通过法定的民意机构来保障这种权利的实现，就是法治逻辑的必然。

　　而另一方面，在规划的监督实施方面，即守法、执法的环节，我们也有理由进一步期待：城乡规划不仅不能“因为地方领导人的变更而变更”，而且，对于那些敢于擅自更改和破坏城乡规划的官员，还必须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追究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不能不说，在这方面，时下我们的法治化程度是难以令人满意的，这突出表现在：虽然对于“政绩(形象)工程”在政策宣传上一直是禁止的，但相应的处罚却明显过于疲软———往往囿于纪律、行政层面来处理，而没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来追究违法责任。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给予破坏规划的掌权者严厉的法律追究，是今后贯彻实施城乡规划所不能回避的课题。

　　-张贵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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