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邯郸盗窃案不能陷入误区

　　⊙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中国农业银行近日决定，在邯郸分行特大盗库案未查结前，对部分责任人先行采取组织措施，责令河北省分行行长瞿建耀引咎辞职。同时，对河北省分行主管会计工作的副行长、主管保卫工作的纪委书记予以免职，对邯郸分行行长、主管会计工作的副行长、主管保卫工作的副行长予以免职，对邯郸分行现金管理中心正、副主任予以免职，现金管理中心在岗人员全部下岗接受审查。

　　诚如农行负责人所说，邯郸分行特大盗库案涉案金额巨大、性质恶劣，对正处于股改关键时期的农行产生了极坏影响，也给整个金融系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对与此案相关的人员内部处理从重从快，可谓于情有据。但是，这种从重从快的出发点仍是让人疑问的。首先，这种内部处理的性质是什么？是问责还是惩罚？可以推定，农行将其视为问责的一部分。但是，即使责令有关领导引咎辞职或将其免职是一种问责体现，事发单位所有员工下岗接受审查则显然更像是一种行政惩罚，而且这种惩罚带有明显的“株连”味道。正常逻辑是，企业负责人需要为企业负责，而企业员工则是向企业负责人负责。如果企业出事，所有人都需要承担后果，不仅无益于厘清企业的责任层级，反而使责任更趋于模糊和混乱化。

　　其次，问责的根本目的，是确立明晰的责任主体和责任体系，以此创造内部行为规范。换句话说，问责是为了创建规范。这就要求问责的过程本身是不能违反规范的。让所有员工下岗接受审查的依据从何而来？除非案件调查指向这是一起“窝案”，否则，这种问责本身不仅包含了强烈的人治意识，而且本身就在破坏规范。没有规范的问责，不仅没有建设性，而且具有破坏力——外界会以此对农行的自身建设产生无序性的印象。

　　农行的严厉处理，显然与农行正处于上市的关键时期有关。如此严厉，出发点是向外界显示自身的纠错能力。但是，纠错能力绝非仅仅体现在上问下责，还应更多地体现在上问上责。除了以惩罚显示问责的决心，社会和业内还需要看到的是农行对制度层面的纠错。比如，这一盗窃大案仅仅是因为邯郸农行的内控出了问题，还是整体监管出了问题？是执行的问题，还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反思。一个成熟的

　　其实，不独是农行，其他银行近年来也出过一些不小的案件，但是，我们很少看到制度层面的反思，而总是看到“一有案件行长就撤职”、“一有案件相关员工全下岗”，表面看硬的约束够了，其实可能走向南辕北辙。美国出了个安然事件，就相应出现了萨-奥法案。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看到撤职、下岗之外的银行法治建设推进？这个推进没有进展，不管多么严厉的问责，都远远算不上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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