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奢不足介怀 共俭碍难同富

　　本报首席评论员 孟雷

　　两个本周消息———

　　其一，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严格控制党政机关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问题的通知》，针对“最近一些党政机关违规修建办公楼等楼堂馆所现象又有所抬头，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的问题，提出严厉警告，指出这是一种严重的铺张浪费和滥用权力的腐败行为。这个举动得到了公共舆论普遍赞扬。

　　其二，温州举办的“2007中国国际奢侈品展”上，对一套黄花梨家具开到6800万元高价等消息，媒体予以了广泛关注和评论，大量的社会舆论对此表达了担忧、愤慨。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这种现象与“提倡节俭”乃至建设“和谐社会”相悖，应予遏制。而论据中，既有朴素的“凭什么”，也有对近来发表在权威报章的“勤俭节约会极大地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等理论的引述。

　　两件事放在一起说，一是因为或赞扬或愤慨，实则表达了一种共同的社会评价趋向，即对追求奢侈这一社会现象的普遍不满，认为这是一种“恶行”，而且似乎并无意把两种现象分立——— “公权的恶行”与 “私人的恶行”，凡奢皆恶；而与此“恶行”相对，“节俭”似乎是社会成员概应一体遵循又必将惠及全体的真理，比如前所引述，以及“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等等。

　　但是，确乎如此吗？

　　对于前一种行为，其实不只是“楼堂馆所”，不断攀高的公车、公款消费等等都是同一性质，就是如何对待“民之膏脂”的问题，事关能否建成公共服务型政府、“廉价”政府，合当 “共讨之”。但是，对后一种则未必然。对于遏制“非公”的奢侈消费，乃至对于节俭的普适普惠性假设，是很可以做些怀疑的。

　　需求带来供给，供给产生就业、投资和繁荣，这么说想必少人反对。而“多余”的需求——— 奢侈的定义：追求非生活之必需——— 则带动了更大的供给，同是增长之源。所以某种意义上，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历史看，奢侈以至由其引致的嫉妒、攀比，都同是发展原动力的一部分。有人洒金钱，则有人得工作，即所谓“私人的恶行，往往是公众的利益”。

　　“主流经济学”如果不讨人喜欢，我们也可反求诸己，春秋时管子就已论说“富者靡之，贫者为之”，与千多年后经济学说同一所得。有人奢侈了、愿意多花钱了，贫者就有工作和收入。彼之所失、所费，则此之所得、所益，能多花钱反是好事。所以，一些人的“非公”奢侈必不足以使天下贫。

　　而节俭，不可否认是个好的私德，“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惟艰”。一家一户力行节俭可以不至于贫，而且可能节俭“致富”———但此“致富”是基于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条件而言，在社会化大生产的以供需关系、市场交易为前提的经济条件下，则未尝见仅因节俭而富者。虽然如此，作为个体仍可自愿恪守节俭私德而“适度”消费。但如果这个“度”是鼓励整个社会消费统以“必需”为度，则无疑难以产生充分的交换、增长与创造。所以，全社会的共同节俭也并不足以使天下富。

　　那么，对部分人的奢侈之欲实在不必介怀，它只是经济增长所自然伴生的且有合理作用的一端。良性社会中，公众要瞪大眼睛关注的，政府要努力做的，就是三件事：

　　第一，虽说无须多理会极小部分人的“穷奢极欲”，但必须尽最大力量解决贫无立锥，也就是提供公平的、普遍化的基础社会福利与保障，不断提高社会的基本生活水平；

　　第二，提供公平而充足的权利、起点与机会，使普遍的公众可以不仅有攀比之心，且可有合理合法的攀登之路；

　　第三，绝不允许出现公权力本身的趋利、求奢倾向，以及权与钱的私下结合、交易，而把反对奢侈、提倡节俭的紧箍咒放在这里，也才是“以骄奢淫逸为耻”必须时时念兹在兹的要旨所在。

　　非如此，“共同富裕”或者它的初级阶段 “生活水平共同提高”难以达到，贫富悬殊则愈加难解。这样的结果，虽说与奢侈之风无干，但却于政府宗旨有累了。

　　与奢侈“恶行”相对，节俭似乎是概应一体遵循又必将惠及全体的真理。但是，确乎如此吗？对于节俭的普适普惠性假设，是很可以做些怀疑的。奢不足以使天下贫，而俭则不足以使天下富。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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