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场危机都是新的

　　本报评论员 周炳林

　　4月15日，“中国经济50人论坛”在广州召开，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国税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等多位官员与经济学家就“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回顾与反思”的主题展开研讨。

　　每场危机都是新的。近年来，亚洲地区外汇储备的增加有预防危机的一面，但是另一方面，这会否引发资产泡沫呢？中国未来可能的危机会以何种形式出现呢？从与会专家研讨的共识上看，我国国民经济的资产化和随之而来的资产泡沫，或许就是未来危机的一个潜在根源。对此，除了单纯从利率、货币供应、投资热情等角度去思考，社会经济历史或许是个更好的角度——当前的国民经济资产化及其泡沫更多地基于人口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作年龄段的人口占比进入较高水平的阶段，按照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的研究，1982-2000年间该人口红利对

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7%，并且人口红利的贡献还会持续5-10年左右。人口红利带来国民经济资产的供需两旺。一方面，中国国民经济的储蓄率保持高位，并带动了巨额外贸顺差、外储，从而货币供应的大幅增长令市场流动性充裕，这为资产生产所需的大量资本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工作年龄段的人口纷纷成家立业，开始不断投资，资产需求旺盛，投资于资产的回报率居高不下。

　　不过，人口红利却是要“还”的，按照当前人口比例结构，中国工作年龄段的人口占比将在2010-2015年达到峰顶，并在2015年之后出现快速下降，退休人群开始占据很高的比例，之前获得的人口红利被快速追讨。未来人口老龄化引发的“人口红利归还”难以阻挡，资产需求形势会由此出现逆转，并可能会成为未来我国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导因。这使我国未来的情况有如1990年后的日本，更多研究发现，1990年代后的老龄化才是日本经济出现“失去的10年”更为根本的原因。

　　中国人口红利问题导致的波动可能并不比日本小，在2015年我国人口红利拐点发生时，工作年龄段的人口占比预计将达32%，比日本1990年代峰值时的30%还要高，这意味着稍不注意，由此引发的资产泡沫问题比过去的日本还要大。

　　人口红利的到来和归还不可阻挡，我们需要在货币政策中加入资产价格因素的考虑。因为，人口红利一方面使得社会生产力大幅提升，一般产品的市场供应充足，从而以CPI角度考虑的通货膨胀被有效抑制；另一方面，资产的财富蓄水池作用，使得各类经济体积攒的“货币力量”不断向其中归集，资产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快速上升。在两类通货膨胀形势出现背离，而资产价格波动对于社会经济破坏力更为严重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不应还是只停留在CPI层面，实际上，欧盟、

澳大利亚等均已将资产型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而基于当前的资产价格形势，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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