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哈谈判对中国福利改进有限

　　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饱受挫折的多哈回合谈判在印度新德里重启。导致2006年7月多哈谈判中止的原因还是令人头疼的农业自由化问题，这也是此次印度会议面对的最重大的难题。此次印度会议谈判由美国、欧盟、巴西、印度组成(日本和澳大利亚也加入进来)，就规格而言，是一次局部的列席会议(但会制定出未来世界贸易组织150个成员大会的时间议程)。

　　尽管会后多方力量表示分歧正在缩小，并确定5月中旬再次举行大规模的部长级会议，极力促使多哈谈判在2007年底之前完成。但这一希望很可能是言不由衷的语言游戏而已，究其原因，乃是多哈谈判涉及的是国际贸易规则的根本性变革，而变革性的焦点议程就是农业谈判，农业问题是世界贸易自由化最艰巨最具障碍性的难题。

　　可以将不同势力归于五类阵营，一个是欧盟和日本式的农产品净进口国，它对农业有很强的保护，且竞争力一般，但如果贸易自由化成功，它将是最大的净福利国(消费者得益)，而它的农业生产者要遭遇很大的损失。第二是美国，它的农业产品竞争力也不错，而且享受了高额的补贴和国内支持。其态度是：如果欧盟肯于为自由贸易“牺牲”，那么它也可以做到。第三种“势力”是凯恩斯集团(Cairns Group)，即由澳大利亚和巴西领衔的15个国家非正式联合体，它们是最为激进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力量，其对应的农产品上竞争力特别强，渴望建立一种新的不受保守势力左右的带有“野蛮竞争”色彩的规则，来分享一些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第四个“群落”是所谓的最不发达国家(LDC)，大部分国家都同意为LDC成员国的所有产品提供零关税、免配额的支持。最后一个阵营就是“利益模糊者”，它们对多哈农业谈判既乐观其成，又并未处于利益格局深处。

　　事实上，在国际贸易谈判和经济板块重组中，更多的需要一种利益计算以及“借力打力”，而不是一味抱团。中国不需过分迁就凯恩斯集团，而刻意反对欧盟和美国这边。因为未来对

　　目前多哈“农业自由化”谈判无非涉及到3个层面，一个是国内支持(恶化国内贸易比价关系，属于对生产者的支持)，在此之前，各国基本上达成了分层削减的口头意见。欧盟国内支持的水平超过600亿美元，需要削减70%-80%，而美国和日本的国内支持水平在100亿美元-600亿美元之间，削减力度在53%-75%。其他国家的削减程度在31%-70%之间。另一个是出口补贴，成员国基本认同应在2013年取消所有的出口补贴。

　　最后一个是市场准入，这涉及到各国农产品的进口关税。现存三种方案：温和方案是欧盟的，它建议对不同(农产品)进口税率进行温和削减，使像欧盟这样的纯农产品进口者可以减少本国生产者震荡。例如农产品税率在30%以下的，削减比例是35%；税率在30%-60%的削减比例是45%，税率在60%-90%的削减比例是50%，税率在80%以上的削减比例为60%。而凯恩斯集团的提议是在欧盟的框架上每档削减比例提高了10个百分点。最为激进的是美国，它主张税率在20%以下的削减比例为65%，税率在20%-40%之间的削减比率是75%；税率在40%-60%的削减比例是85%，税率在60%以上的削减比例是95%。

　　由此可见，角色们都有意识地混淆自己的态度，暗自掂量自己的博弈支付。美国嗜好出口补贴，但却表达出打碎关税保护的渴望，因为这样可以“拖”欧盟下水，将国内市场感受到的冲击“匀”给欧洲，美国恰是赌欧盟不敢响应其激进方案。凯恩斯集团则是最渴望取消国内支持(这方面它们很少)，但对关税保护却有均衡考虑。欧盟和日本被众人有意推上了“狭隘的农业保护者”地位，承担了反贸易自由化的罪责，却是深有苦衷。即使欧盟内部的自由化分子一再倡导农产品自由化对欧盟福利改进很大，但欧盟本身保护主义依然是不变的主流。从这个意义上说，多哈谈判如果成功的话，一是时间很长，二是结果很温和。

　　中国应该努力向世界说明农业方面的“超前性的牺牲”，以争取更大程度的“新成员优惠”，进而保持后多哈时代的农产品竞争优势。同时，中国应该将更多的视线越过多哈，积极推动整个东亚地区的区域内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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