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涛：货币政策应着眼于符号作用而非强力调控

　　货币政策所能做的，更多是一种“符号作用”，利用微调政策建立稳定的“货币政策姿态”，来表达当局对经济均衡的看法，并稳定公众预期。

　　4月12日，央行公布了今年一季度的金融数据，其中不少指标让人喜忧参半。一般来说，货币政策目标可以包括CPI、信贷增长、流动性和资产价格，但各方对货币政策的着眼点并不相同。从央行的角度来看，近期似乎更关注控制信贷高增长和流动性问题；从许多经济学家与其他政府部门的角度来看，以缓释通胀压力为目的的货币政策更值得注意；而从公众的角度来看，货币政策的作用焦点却是资产价格，尤其是对股市的冲击。

　　当前央行货币政策被赋予了过重的压力，人们总希望央行能够运用单一利率政策来解决多个目标，但这些目标本身甚至具有内在矛盾性。从货币政策自身来说，要强力调控CPI、信贷、流动性和资产价格这四大目标，事实证明难度很大，并且政策意义还值得商榷。

　　因此，或许应该适度降低对货币政策调控作用的预期，而把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相关政策引到前台。

　　应客观分析通胀成因和信贷增长

　　作为最重要的货币政策目标，关注CPI的变化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如何把握通胀压力与货币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有研究表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或许劳动力价格上升带来的适度通胀是能够接受的，也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基础完善。因此在对通胀压力的关注中，央行或许也应进一步分析通胀的形成动因，以及重新确定能够认可的“温和通胀”标准。

　　对于信贷高增长这个传统的“老大难”问题，现有的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都作用有限。

　　从经济原因来看，近年来信贷的高增长是资金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

　　一方面，从城市的信贷需求来看，城市化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融资压力，需要投入大量的建设资金用于城市规模扩张和内涵提高。而地方税收体系的不健全、对地方政府直接债务融资的限制、打捆贷款等新型金融产品的叫停、土地出让金的严控等，使得高速城市化缺乏可持续的金融资源支持途径。在此情况下，诉诸于传统商业银行间接融资，成为地方政府最有效的选择。

　　从城市的信贷供给来看，商业银行虽然很多已上市，但以中间业务为主的现代银行模式尚未建立起来，内部管理和风险控制机制也有待进一步改革，银行“信贷扩张”的内在冲动并未发生根本转变。

　　另一方面，从农村的信贷需求来看，农村经济发展的落后，伴随着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发展的落后，巨大的农村信贷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而农村的信贷供给却严重不足，客观上使得体制之外的非规范金融在农村迅速发展，产生了事实上的“利率双轨制”。如此这些，都是单一货币政策所难以解决的，也削弱和扭曲了利率等传统政策的作用效果。

　　同时，一定程度的信贷高增长是否符合经济发展阶段要求，也值得更多思考。

　　流动性过剩是“结构性过剩”

　　再次，对于流动性问题，一方面，众多研究表明高储蓄是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在我国储蓄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居民储蓄率增幅已有所下降，但企业和政府储蓄却居高不下，尤其是政府收入的“超经济增长”令人担忧。某种意义上说，采取有效措施，适当降低企业和政府储蓄，能够从源头上解决一些宏观流动性过剩。同时，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时代，国外流动性输入也是难以控制的。

　　另一方面，流动性是否真正过剩，本身还值得商榷。即使直观来看，在农村、中小企业等众多经济领域还难以获得充足金融资源支持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说这种“过剩”是“结构性过剩”，或者是金融资源流动不畅下的“伪过剩”。

　　对于人们更关注的资产价格，一方面对于制度性扭曲造成的房地产市场发展困境，货币政策作用乏力；另一方面，股市当前的繁荣并不仅是泡沫因素，也是宏观经济强力发展、股改等市场机制变革释放的能量所推动的。同时，资产价格上涨给居民带来的财富效应，也是一个成熟市场经济社会所必需的。货币政策由于不能作用于决定资产价格泡沫的根本问题上，因此在实施中应该更加谨慎。

　　避免追求货币政策的“强调控”

　　总之，在当前发展阶段，应避免追求货币政策的“强调控”意图。货币政策所能做的，更多是一种“符号作用”，利用微调政策建立稳定的“货币政策姿态”，来表达当局对经济均衡的看法，并稳定公众预期。

　　在此过程中，其他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应当尽快推出。例如，利用财政政策进行“减税增支”，降低国民储蓄率，提高居民消费水平；尝试赋予地方政府直接债务融资权利，促进银行运营机制的真正转变；推进利率市场化，尽快放开金融市场对民营资本的准入，在农村和城市全面推进中小型“资金零售机构”的发展，从而实现不同层次的金融资源有效配置；以制度变革来解决房市风险，以更积极的政策来促使股市发展获得理性的“财富效应”等。

　　□杨涛(中国社科院金融所货币理论与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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