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文

　　联合国[微博]美洲开发银行第48届年会日前刚刚闭幕，这次年会的主要议题是“消除贫困”。25年来拉美的经济表现虽然十分不尽如人意，但平均来看增长率均为正值，平均大约在高于1%的低位上运行。但是经济增长的正值并没有为减困做出应有的贡献，贫困人口始终居高不下，甚至呈不断上升趋势：1980年为1.36亿，1990年是2.00亿，1997年2.04亿，1999年2.11亿，2002年2.21亿；只是从2004年开始才出现下降的趋势：2005和2006年分别下降到2.09和2.05亿，也就是说，2006年拉美地区的贫困人口总量比1980年整整多出近7000万，大约相当于2个阿根廷或4个智利的人口。

　　贫困人口数量的绝对增加使拉美地区成为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地区，2005年为0.57，成为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公最严重的地区，此为其一；25年来，拉美的现代化是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逐步形成的，其特有的景象便是农民的市民化，其结果最终导致农村贫困化转化为城市贫困化，例如，拉美城市极度贫困人口(每天消费低于1美元)从1980年的2250万激增到2002年的5160万，全拉美极度贫困人口的增量几乎完全涌向了城市，此为其二；城市人口两极分化形成了一边是财富增长与一边是贫困增长的鲜明反差，进而导致城市暴力频繁，人人自危，成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地区，此为其三。

　　上述拉美化的特有现象显示，贫困很可能与增长共生，增长不一定必然为减困做出贡献，甚至相反；这说明，在增长与贫困之间需要配之以恰当的社会政策，这是增长促进减困的一个重要环节。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之所以是促进增长对减困产生积极影响所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因为一方面，没有增长就难以聚集减困的实力，另一方面，在以减困来实现较高增长的同时还需更大程度的财产平等。

　　拉美化的这些教训给我们的启示是，要让改革最大限度地使更多的人受益，要让增长最大限度地惠及全民。在过去的25年里，我国是亚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经济高速增长是拉美地区所不能比拟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我们要防止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幅度低于高收入群体，防止城乡之间与地区之间收入不平等的不断加剧；我国的贫困率主要发生在城乡之间与地区之间的差距上，而城市的两极分化则不如拉美那样十分明显，这也是一个重要区别。在过去的25年里，我国反贫困的成就举世公认：2001年我国极度贫困人口(每天1美元的消费标准)是2.12亿，贫困率是16.6%，2004年降至10%，三年之内减少了1/3。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2001年底的2927万减少到2005年底的2365万，减少了562万。

　　但是，我国面临的减困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贫困人口的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印度的3.59亿；此外，基尼系数已高达0.45。拉美化的前车之鉴、拉美增长与贫困的悖论告诉人们，经济政策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恰当的社会政策同时也是十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不可替代的，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是不可偏废的，是互为条件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还要注意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协调关系。社会政策不仅包括就业政策、分配政策、财政政策，还包括人口政策和福利政策的制定和选择等；此外，还要关注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与新问题，因为我国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大约有1000万左右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防止城市两极分化蔓延的另外一个重要政策工具就是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有效防止拉美化的一个重要制度保证，也是减困的一个主要手段。恰当和适宜的社保制度不但在发达国家里发挥较为重要的作用，在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更为明显，尤其对低收入国家，例如，拉美贫困率最高的国家洪都拉斯是72%，如果引入基本养老金，其贫困率就可降低到50%，而在贫困率最低的乌拉圭(3%)，引入基本养老金制度之后其贫困率则仅可降低到1%即仅降低2个百分点。这说明，在反贫困的政策目标中，社保模式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转移支付既定的条件下，补救式比普享式的制度对低收入群体的正面福利效用的影响更为明显；因此，我国在完善社保制度的进程中首先要考虑的是模式的选择问题，这是一个福荫子孙的重大问题；模式选错了，推倒重来的改革成本是非常之高的，甚至高到可以导致社会动荡，这是实施构建和谐社会伟大战略中一个需要极大关注的重要命题。

　　“增长性贫困”是指一方面经济增长，一方面减困效果不佳，贫困现象日益恶化。“增长性贫困”在拉美地区表现明显。而从人均GDP水平来看，“增长性贫困”正是发生在3000美元以下这个重要发展阶段，而我国目前正处于这一发展阶段。

　　拉美地区出现“增长性贫困”的教训给我们的启示是，一方面我们要让改革最大限度地使更多的人受益，要让增长最大限度地惠及全民，另一方面要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还要注意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协调关系。作者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有效防止拉美化的一个重要制度保证，也是减困的一个主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