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诗成：茶水发炎背后隐藏着社会基础互信的丧失

　　■毕诗成

　　“茶水竟然也能‘发炎’！”此前有记者乔装成患者，将事先准备好的茶水送到杭州10家医院检测，结果有6家医院检测出茶水有炎症，从而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的“茶水发炎”事件。近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称：医疗机构的检验是针对有特有指向的检验品来测试，并没有首先鉴定是不是尿液的程序，它会直接把茶水样本作为尿液来化验，样品里只要有一些物质和尿液中可能检出的物质有相似情况，仪器就会诊断出来，如白细胞、红细胞等。卫生部在“辟谣”之后，对媒体提出了批评，称此行为有悖记者职业道德，而且不利于维持正常医疗秩序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4月11日《北京日报》）

　　全国92家三甲

医院医务人员以实验证明：茶水当成尿验，九成化验单呈假阳性。科学面前，曾经的“大胆创意”如西洋镜一般被戳穿了，这的确令爆炒“茶水发炎”的老记们感到脸上无光。但也有人辩解，这不能全怪记者，正因为现在医疗界乱七八糟的猫腻太多，医患矛盾很尖锐，才会有记者这样“假定有罪”式的报道。

　　窃以为，问题发展到这一步，纠缠于是记者“妖魔化”医患关系，还是医生丧失职业道德，显然都过于狭隘，除了相互的指责，无法起到建设性的作用。作为一个“茶水发炎”的样本，大家都应该扪心自问，从中总结出一些教训来。

　　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是：为什么记者会想到用茶水“考验”医务人员的“创意”？又为什么报道中说上一句“专家认为茶水不该检测出红白细胞”的话，大家这么容易就相信了这个“黑色

幽默”的真实性？窃以为，现象的背后，是整个社会丧失了基础的社会信任的结果。由于这些年社会转型过程中各领域先后出现了一些问题，使得大家之间丧失了维持社会基础秩序的基本信任。“洪洞县里无好人”，似乎官员没有不想贪的，商人没有不想“诈”的，医生没有不想多开药拿红包的，教师没有不想推销材料赚回扣的；似乎交警没有少罚款的，城管没有不打人的，工程没有不“豆腐渣”的……大家看待什么问题都戴上了“对方没安好心眼子”的有色眼镜，然而，当我们以“有罪推定”的逻辑审视这个社会的时候，的确会发现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无法形成共识。

　　任何时候，推动社会真正进步发展的力量，都不可能仅仅建构于对现有矛盾的简单撕裂、拉扯的基础之上。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素来被视为“自由派学者”，其描述社会结构的“断裂三部曲”（《断裂》《失衡》《博弈》）似乎猛力拉扯着阶层分立的神经，让人从文字中便能读出社会的痛感。但最近在读到其新著《守卫底线》的时候，心中竟然少有地涌出几丝感动。孙先生在其著作的封面上写道：为了重建改革的共识与动力，应当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改革进程进行建设性的反思。但这种反思应当建立在建设性、负责任和理性的基础上。因为意识形态的僵硬对立，会妨碍我们对一些要害问题的准确判断。如果说一任拉扯断裂失衡的社会，是双力相向的“破”的话，对社会底线的危机意识，则是公共知识分子有良知的体现。

　　当我们的改革中出现问题的时候，媒体当然要揭露、谴责，但舆论监督的目的的确不是逞一时之快，用非正常的手段，无谓地拉扯、撕裂社会，的确有违新闻职业道德。错了就是错了，媒体首先应该有直面错误、全面反思的气度。在“茶水发炎”报道中，媒体的确有策划新闻的嫌疑，其他媒体在跟进时也确实没有很好地辨别，深刻地认识，的确放大了问题的严重性。当媒体以不太适当的手法设了“圈套”让

卫生部门去钻，然后得出一个涉及人家道德低劣的评价来，指望卫生部门即便受了委屈也不批评记者，这样的要求未免有些霸道。报道时开足马力，被批评时装聋作哑，显然不是一个对读者负责任的态度，因此，同样强势地传达卫生部的声音，媒体责无旁贷。

　　但媒体只是一种力量，光靠媒体责任修复不了失衡的社会秩序。作为更主要的力量，公权部门必须好好反思：造成今天社会基础秩序沦丧的弊病，有哪些公权制度上的责任？如果不是医疗投入不足、听任“以药养医”，如果不是反腐败制度上的缺失乏力，如果不是社会监管体系的选择性“滥权”，如果不是……如果健全的制度能够更早地修补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社会的基础互信会丧失殆尽吗？

　　尽管有人很悲观，认为基础互信的丧失将令任何制度都显得乏力。但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在当前的状况下，令问题朝向“尚可治理”的方向发展，只能寄希望于制度上的一点点修补。在这个过程中，媒体需要表现出更多的责任感、使命感，我们的公权部门也要表现出足够的诚意，以期重新唤起民众的基本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