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林：防止增长性贫困更需要制度保证

　　邱 林

　　在过去的25年里中国是亚洲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经济高速增长无疑成为减困的重要推动力和客观条件，这是目前面临比较严重的“增长性贫困”问题拉美地区所不能比拟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如此，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严峻事实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幅度低于高收入群体，在增长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平等地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城乡之间与地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在不断加大，基尼系数已高达0.45。(4月10日《上海证券报》)

　　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谁不指望国家的经济能发展得快一些？谁不盼望群众收入能多一些？但我们要防止的是“增长性贫困”。在经济增长、表面繁荣的同时，不仅发展后劲不强、竞争能力不高、财政和群众收入没有增加。从人均GDP水平来看，拉美国家出现“增长性贫困”正是发生在3000美元前后这个重要发展阶段，这为当前我国防止出现增长性贫困敲响了警钟。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拉美地区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增长性贫困”，其重要特征是，贫困人口总量上升导致其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分布极不均匀甚至畸形化，即贫困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城市贫困人口数量直线上升：城市贫困人口数量却骤然从1980年的6290万人激增到2002年的1.47亿，翻了一番多，即25年来几乎所有贫困人口的增量全部转移到了城市，形成一边是财富增长与一边是绝对贫困恶化的极大反差。

　　拉美的“增长性贫困”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不过，拉美的教训对我们来说，可以当作一面镜子，时时警示自己。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暨社会蓝皮书》指出，“看病难、看病贵”、“就业失业问题”和“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已成为目前最突出的三大社会问题。调查显示，在社会的快速变迁过程中，由于分配秩序的问题，公众的社会经济地位认同出现普遍偏下的情况。

　　诸如令国民不满意的社会保险、义务教育、医疗救助、残疾保护、劳动就业、慈善救济、见义勇为、三农扶持、生态环保等等事关国计民生和公益性质的社会保障都没有获得足够的财富支持。试想，人们若是一边看着GDP在快速增长，一边不能在这种增长中受益，缺乏对未来生活的期望，他们又怎么可能平心接纳GDP这个仅仅是冷冰冰的数字呢？

　　有关数据显示，现在，全国城乡居民平均差距比是3.2∶1，而高收入与低收入的平均差距比已由2002年的5.1∶1扩大到了2004年的5.3∶1。农民工和城市下岗失业等社会低层群体的生存状况令人忧虑。而即使在居民这种收入增幅情况下，在大多数居民还在负担着巨额的医疗、教育、住房，在这样的一种分配格局下，我国想启动内需，可能比搬掉着三座大山还难。

　　从初次分配看，虽然近年来居民的收入确实在增长，但是其收入增幅仍落后GDP在快速增长，其根源仍是我国不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这正是我国国强民不富的重要原因。由于GDP快速增长，不能提供大众福利状况的全部真实信息，不能反映民生状况，甚至可能存在“一俊遮百丑”的现象——以GDP增长的强势掩盖一个经济发展及社会变革方面的劣势。众所周知，GDP最终还是由普通百姓创造的，如果不还利于他们，就可能影响经济的再增长。

　　我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的确为国家带来了巨额的财富收入，但是以国家名义购买美国的国债却高达61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达50000万亿元)，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对美第二大债权国，且不说为美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多大的贡献，但至少没有用这些财富来解决好我国自己的国内矛盾。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积累的巨额

外汇储备为发达国家“补贴”，另一方面，我国却不用大幅增长的财政收入，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收入，拉动内需。

　　尽管经济繁荣、却是国富民不富，创造的巨额财富不能用于民生福祉，普通百姓难以在改革中得益，这无疑建立不起真正的“

和谐社会”。目前，我们除了关心经济结构调整问题外，还需要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在增长与公平等之间，做适度的、得体的选择。因为“国富民穷”与“民富国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而如何构建和谐社会、防止增长性贫困，更需要相应的制度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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