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调准备金率和加息应交替使用

　　央行日前宣布，从4月16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至10.5%。这已经是央行今年以来第3次、去年以来第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次上调被认为将会冻结1700亿资金，部分缓解令人头疼的流动性泛滥。

　　实际上，用上调存款准备金的方式来冲销流动性仅仅只能达到部分地控制银行体系里的可贷资金水平，即银行体系内的资金部分地被“冻结”，但不能抑制企业对银行信贷的需求，因为中国的信贷利率还是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形成“廉价资金”效应。央行数据显示，今年2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同比增长17.2%，增幅比上月高1.2个百分点。消除季节和春节因素后，人民币贷款增幅环比折年率为21.8%。

　　企业对廉价资金的上瘾造成投资增长率的速增，并形成通货膨胀通道：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7%，涨幅比上月上扬0.5个百分点，价格总水平已连续3个月保持在2%平台上。虽然央行不久前加息一次，但公允地说，这个利率水平还是太低。真正想控制信贷过快增长，或许还得启用加息工具。

　　可以预见，央行还会继续提高存款

准备金率。虽然对它能否消除流动性的效果感到怀疑，但这的确是一个必行的步骤。因为央行票据发放的效果以三四年的周期看，是相互抵消的，即发出的票据所“吸纳”的资金总归是要释放的(票据到期)，央行无法将票据手段作为一种时点上的选择，时机上的策动，而不能作为化解流动性的一种有力手段。实际上，只有加息和提高准备金率才是真正的解除流动性的“武器”。前者的效力级别要远远高于后者。目前，央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10.5%，毫无疑问，它还有继续上调的空间。根据央行数据，截止到2月底，银行体系存款余额为35.9万亿，贷款余额则为24.8万亿，可以推算出银行体系内有11.1万亿闲置资金(不过由于股市分流，存款额的增量在减少)。以此计算，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控制流动性的合适位置应该是12%，这并不是一个吓人的“高度”，毕竟，我们的存款准备金率最高记录达到过13%(1988年)。

　　如果说，流动性泛滥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外贸顺差(外汇占款)的话(前两个月我国外贸顺差仍高达396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3.3倍)，那么外汇投资公司的组建将会减弱这一效应(一部分美元将不会变成人民币，不会增加基础货币)，但是由于外汇投资公司目前的筹建速度尚不清楚，而且它能动用多大额度也缺乏明确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仅仅是一个次要的变量。

　　必须承认，央行两年间连续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目前，银行体系并不对资金缺乏而发愁，也许央行会继续这样做，也许会将所有的超额准备金都变成法定准备金。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全社会的可贷资金水平会被完全控制，因为随着外资银行开放和地下金融的壮大，央行面对着更多的不可测变数。而加息可以真正遏制住信贷的需求水平，而不是在可贷资金的模糊管理地带打转。

　　另外，在反对加息的阵营里有一部分是股民。不过，最近一次加息并没有导致股市大跌，这次准备金率上调也没有带来黑色阴影，相反上证指数异常稳健地以近5个点的上扬来回应这次突如其来的政策变动。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股市已经出现了“利空潮涌效应”，它的含义是加息或者上调准备金等被认作是“股市利空”的举动，被场外资金看作是一个“参与股市的机会”，政策一出，股点跌落不久，就潮涌而至地买盘，使得股市被一股意外的大力所托起，稳稳地支撑。从效果上看，它有点类似于老子“道者反之动”的深意：传统意义上被认为是利空的政策带来“利好”。“利空潮涌效应”的背后其实是三种预期的较量：来自股市收益的预期(股民、基民)；来自楼市收益的预期(买家和炒家)和来自银行储蓄的预期(储蓄和国债)。来自股市收益的预期最大，同时对加息也是最不敏感。而“存”房子和存银行都对加息更加敏感。从这一意义上极端演绎一下：即使是支持不同的泡沫经济，支持股市“泡沫”也要优于支持楼市“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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