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工资政策是个无底陷阱

　　 本报评论员 张立伟

　　 媒体新近披露的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等企业在华违规用工，近日受到广泛关注。过去20多年，一些得不到有效合理保护的劳工为“中国奇迹”付出太多，少有声音。

　　 世界赞誉的中国改革是一场由政府主导的实践，以放松管制获得市场经济发展空间，但整个市场的基础资源配置以及市场准入仍未放开。对外开放是改革的主旋律，依靠外资以及外贸是“中国奇迹”的原动力。拥有超越市场权力的地方政府以低廉的土地、资源、人工、税收等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蜂拥而至，GDP主义更加深了一些地方官员对于引进外资的偏好，这使得中国制造具有了惊人的全球价格竞争力。在一些地方，忽视劳工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工资是竞争力因素之一。

　　 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工资收入分配占GDP不到13％，同期美国为48％，中国银行庞大储蓄的增量主要来自政府和企业，内需不足，经济严重失衡，依赖于（外资为主的）外贸和（政府为主的）投资，第三产业和消费等内生的经济动力缺乏。内需不足以及投资扩张更加依赖扩大外需，增加出口必会和发展中国家竞争，这反过来逼迫“中国制造”降低成本，在劳动力过剩的中国，工资最具成本弹性，压缩的后果是国内市场的更加萎缩。

　　 中国之发展方式多提供低端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廉价岗位，而国有企业的资源垄断以及外资资本优势，使收入呈哑铃型，少数资源垄断者、资本拥有者获超额利润，广大底层劳工收入较低，导致城市服务业难以发展，压缩中产阶级增量空间，大学生就业问题也逐年显现。低工资也致一些劳工为生存而就业，无力提高技能，甚至不能支付后代的教育费用，人力资本得不到改善，中国文盲率出现反弹（据中国教育部官员透露，在2000-2005年期间，中国的文盲人数增加了3000万），这进一步限制了中国生产率的提高。

　　 中国长期受就业率迷惑，担忧提高工资将导致出口竞争力降低而影响存量就业，这种顾虑使低工资政策得以“正当性”。但这是一个无底的陷阱，将导致增量就业空间萎缩，如果提高工资，将会因消费需求而刺激人力密集型的服务业发展，并促使产业升级，创造出比失去国际市场更大的国内市场。

　　 低价格带给中国的是

人民币升值压力以及资产泡沫，政府试图通过提高水、煤气、电、油、煤、土地等要素价格对冲国际升值压力和贸易摩擦，但如果不给劳工提高工资，他们将在低收入基础上再次遭受通胀的剥夺，刺激内需成为虚幻。需要提防的是，要素价格提高势必降低企业竞争力，而成本中最容易压缩且尽量压缩的就是人工成本，因为截至目前还没有完全有效的法律和机制来保障劳工的利益，甚至在一些地方，当地政府本身就参与了人工价格的压缩过程。

　　 全国人大正在审议的新《劳动合同法》，试图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但据报道这遭外商等利益集团反对。这个备受争议的法律只是恢复劳工原本应有的权利。全国总工会近年大力推进在外资企业建立工会，以便建立集体工资谈判制度。但弱势劳工与强大的资本进行博弈，还需要外部大环境的改善——法治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一些地方政府还需要摒弃片面为了外资而不顾劳工利益保护的做法、就业压力需要政府来有效缓解。

　　 以构建

和谐社会为目标的政府正在主导收入分配改革，政府需要勇敢面对的是，增加大众收入需要一个经济长期增速的背景，而刚启动的提高大众收入政策，可能与外需和投资周期结束不期而遇，至少目前，要素价格的提高将导致企业盈利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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