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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职工平均工资上涨是必然趋势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4月03日 10:18 中国财经报

  张楠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2006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21001元,比上年增长14.4%。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我国的工资分配的基本情况和主要问题》显示,1998—2005年,职工的平均货币工资收入在保持了13.7%的快速增长的同时,波动幅度控制在4.4个百分点以内,实现了较为平稳的快速增长,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速度基本是同步的。

  “近几年来,中国政府从解决民生问题入手,在老百姓的社会保障、医疗、住房、教育、就业上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特别是在农民工待遇以及普通职工工资过低等问题上倾注了很大精力,已经取得效果。”东北财经大学教授寇铁军表示,国家从注重公平入手,采取的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及提高最低生活费等民生措施,对于提高中低收入者比重是有效的。在政府继续加大解决民生和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的大形势下,未来我国职工平均工资上涨幅度继续增大将是一个必然趋势。

  工资分配不平衡是突出问题

  但是,在收入正常增长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不容轻视的问题。寇铁军提醒我们,当前我国工资的增长是在长期低水平上的增长,是在绝对工资额相当低下的基础上的增加。而且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转轨和经济结构调整等原因,收入分配不公、工资差距拉大的现象逐渐凸显。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宜勇告诉记者,随着近期国家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民增收幅度较快,但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势头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尽管工资性收入在不断增加,但城乡居民之间的差距仍然过大。具体表现在,一是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近三年一直保持在3.2倍左右。二是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2005年最高10%与最低10%收入户的人均收入之比为9.2倍,比上年扩大了0.3倍。三是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2005年,农村高收入户人均纯收入与低收入户人均纯收入之比为7.3倍,比上年扩大了0.4倍。四是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2005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排在前5位的均位于东部地区,排后3位的均位于西部地区。

  另外,工资分配格局不平衡也是收入分配过程中的突出问题。发改委的报告显示,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偏低,2005年只占到10.91%。城乡居民之间的工资收入所占比重很不平衡,2005年,43%的城镇人口获得了83.4%的居民工资性收入,而57%的农村人口只获得了16.6%的居民工资性收入。企业与机关事业单位之间、不同经济类型之间的职工工资分配格局不尽合理。2002年以后,受行业门类划分的影响,平均货币工资收入最高与最低行业的收入之比进一步扩大到2003、2004和2005年的4.63∶1、4.60∶1和4.88∶1。

  以北京市为例,2006年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6097元,比2005年的32808元提高了将近4000元。但是,全市职工平均工资达到36097元及以上的职工人数比重为39.3%,没有达到职工平均工资的人数占60.7%。部分国有、集体企业,特别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其工资水平在低位徘徊或增长比较缓慢,尚未达到平均水平。

  此外,工资分配不均衡在行业间表现尤为突出。发改委的报告明确表示,不同经济类型和不同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增长速度存在较大差别。1990—2002年,金融保险业、邮电通信业以及电力煤气等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采掘业、建筑业和农林牧渔业等行业。这种情况在北京表现更加明显,2006年北京市职工平均工资较高的行业中,

证券业、银行业、
航空运输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职工年平均工资超过10万元。而职工工资水平较低的行业中,家具制造业、餐饮业不足1.9万元,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纺织业、塑料制品业不足1.6万元,保安服务业年平均工资仅9000多元。

  缩小收入差距财政大有可为

  如何改善我国工资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寇铁军教授认为,财政作为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对于促进分配公平起着重要作用。

  促进收入结构优化,财政措施可以从收入的形成环节入手,在分配环节发挥不同强度的调控作用。

  第一次分配要注重发挥财政的保障作用,主要围绕如和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首先,应打破垄断,逐步放开市场准入条件,除涉及国家安全、自然资源等领域外,对处于垄断状态的行业何部门应通过改革创造开放竞争的格局,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通过适当方式将行业或企业垄断利润收归国有,对自然垄断行业的产品及服务定价,严格实行价格听证制度。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调控指导,使其收入分配与市场接轨。其次,要为各类企业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财税政策环境。第三是加强教育机会均等化的财政支持。

  第二次分配主要发挥财政直接调控作用,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直接参与收入形成过程。通过加大财政支农投入,缩小城乡差距。完善转移支付,缩小地区差距。完善税收体系,健全社保体系调节收入差距。

  第三次分配主要依靠财政的间接导向作用,完善对于捐赠的财税优惠政策,扶持鼓励各项慈善事业发展。

  在杨宜勇看来,中国必须在缩小基尼系数的基础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如果到2020年,中等收入者比重达到50%以上,中国的基尼系数至少要降到0.36。他认为,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的主要办法不能是简单地提高工资,这里有一个市场约束问题,而就业率是提升中低收入家庭收入的有效办法。另外,要进一步完善关于个人的税收征管工作,通过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加大农村扶贫工作力度,将一部分高收入者的收人向低收入家庭转移。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容”和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要靠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需要市场效率与社会公正相协调的政策,需要赋予劳动者和其雇主分享利润的权利,需要税收等收入分配制度的合理调节,还需要教育与再教育体系对人力资本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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