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谁该为高校债务买单

　　于之平

　　从1999年扩招开始卷入贷款风潮的中国高等院校，2008年前后将陆续迎来还款高峰。有关部门预测，今后3—5年内，进入还款期的高校将形成到期不能还本付息的局面。而目前有许多大学已经在亏损运行，游走在财务破产的边缘。专家指出，如果不能及时遏制这种现状，或会扰乱金融秩序，或会使高校学费进一步提高或变相提高。

　　面对日益逼近的危机，教育部近日呼吁“政府采取措施”，许多高校“等着政府来冲销”，银行则一面向高校逼债一面也等着政府“挡帐”；而诸多的地方政府则正为高校的巨大债务大伤脑筋。

　　究竟谁该为高校的巨额债务买单？谁的窟窿谁堵，谁的帐谁还。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既然高校债务实际是“高校、银行、政府各有期待、共同作用的结果”，应当三方共同买单，而不能将其转嫁到学生头上。

　　高校不能不对自身的债务担责。据悉，目前高校中流传这样一种想法：“公办学校是国家的，本来就应该政府包管，政府还钱是应当的。”有的大学的校长干脆说“管他呢，等着政府来冲销吧！”这种“孩子哭抱给娘”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作为投资主体，对大大超出实际承担能力，明显脱离基础实际，违背教育规律的大规模贷款，缺乏起码的理性和自制，把大量的贷款用于买地皮建分校，修建豪华门楼、高档办公楼，这些都是巨额债务形成的原因。对这些失误不担承，却一股脑把责任推给政府，这不符合道理。

　　银行也应对高校巨额债务担负一定责任。高校债务的形成，与银行有意推波助澜有关。许多银行在放贷之始就怀揣着“政府不可能坐视高校倒闭不管”的小九九，根本不曾考虑高校贷款的合理性和偿还能力，而且一些国有银行还抱着“反正国家的钱，烂了不是自己的”的不负责态度。正是这些投机心理导致了对高校贷款的失察和失控。因此，面对高校的债务危机，作为

商业银行不承担一些责任是讲不通的。

　　对高校的巨额债务，政府应承担必要的责任。高校巨额债务形成，从根源上说，是政府不正确的发展观和政绩观造成的，是政府不正确的教育发展规划决策促成的，如“教育投资拉动内需”、推进“教育产业化”、实施高等教育“211”和“985”工程等，有许多是不太符合实际的“大跃进”工程。而且，在债务的实际形成过程中，许多政府还曾出台某些土政策予以支持，如低价出让土地、劝说“银校联手”甚至直接出面为高校贷款担保等。所以，政府也有理由为自己的错误决策和推动负责。

　　此外，还有那些借高校举债建设而“大捞了一把”的

房地产商，或许也是应该为高校债务买单的。

　　虽然高校、银行和政府都应该为高校债务买单，但真正落实起来又是比较艰难的。因为从目前来看，许多高校连“还利息的钱都没有”，本身也不具备什么赚钱能力。在历史的惯性下，高校习惯了依靠政府；当政府财政拨款开始下降时，只好依靠学费；当学费标准已经达到“

天花板”的时候，高校又把手伸向了银行；当银行收缩银根，且开始扮演一个“逼债人”的时候，许多高校已经束手无策，只能希冀政府再拉一把。另一方面，体制障碍也相当大地限制了高校建立社会融资的机制。如果硬让高校还债，高校就会进一步提高或变相提高学费，加重公众的负担，或者维持原学费标准，压缩高校资金投入，减少教学科研经费，降低教学科研质量。这会形成更为严重的“上学难、上学贵”问题。

　　从银行看，在现行体制下，不论欠下多少债务，银行都不能破产。银行自身也担不起如此巨额的债务。

　　让政府全部埋单，似乎一切便变得简单，但必须注意到，让政府全部埋单就是让全体纳税人买单，这样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和影响。比如，政府如果为巨额的高校债务买单，势必就要降低财政资金用于公共服务的投入，影响了民众对于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的享用。上升到法律层面审视，就是侵犯民众利益。同时，它也隐含着一个公平问题：那些贷款少的高校和地区自然会认为“不公平”，这几乎就是对“占了白占、不占白不占”无赖逻辑的认可。

　　当然，高等教育财政危机是一个永恒的世界性问题，中国也不例外。从长远和国际经验来说，增加财政拨款是一条路，这是一条最重要的路；提高学费是一条路，是不得已为之的一条路，也是一条有风险的路；如果我们创造不出新的办法，贷款也许还可能是一条路。目前最现实的办法是，高校、教育部门和政府要踏踏实实坐下来研究“解困计划”，采取措施首先尽快有效缓解目前高校的财经困难。并通过对现阶段高校贷款所引发的各种问题的研究，重新思考和探索今后的高校发展之路。比如：政府应该如何进行事业单位体制设计和管理模式的改革；高校应当如何进行制度创新，建立新的融资渠道，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银行应探索既能服务好公益事业，又不致产生太多金融风险的体制机制。只有多管齐下，高校财务危机才不会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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