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改莫走回头路

　　文本刊记者 江南

　　2006年去世的美国经济学家弗利德曼，曾写过一件他曾为之困惑的事。

　　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有位中国官员访美，告诉美方的接待人员说他想拜会美国负责物资调配的官员，美国人一开始找来一位军需官，中国官员说不是，我找的是负责调配物资供应生产的，类似物资部或者生产计划委员会之类的部门负责人。美国人说除了军队里咱这旮旯找不到你说的人。

　　故事的结果是美国人和中国人都觉得对方的经济形态不可思议。弗利德曼用他的价格理论学说解释了为什么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不需要这个“物资调配官员”，因为有“价格”这个无形之手的存在。更重要的原因是计划经济的愿景固然美好，却不可能找到一位万试万灵、全知全能却又完全没有被腐蚀可能性的“物资管理员”。

　　然而，在改革开放了近30年后，我们却不时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景象：在一些改革没有到位而且矛盾比较集中的局部，如医疗卫生、教育、以及住房领域，一遇阻力就有人认为回到计划经济模式才是解决问题之道，殊不知这种思维方式带来的只能是极大的社会倒退。

　　“单位自建房”就是最近发生的例证。

　　笔者认为，首先，“自建房”违反社会公平原则。“单位自建房”实际上就是“国企及事业单位自建房”的别称，因为非房产开发商又能从一级市场上取得土地并且有充分建房分房动机的企业明显不包含民企、外企和个体户。改革开放近30年来的一大成就就是实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荣，而这种国企、行政机关利用国家资源为自己盖房又排除了其他经济成分参与的做法明显是对改革的倒退。

　　其次，“单位自建房”有违法嫌疑。无论根据“广州模式”还是其他一些省份目前采用的形式，其共同的特点是使用的土地都是没有支付土地出让金的行政划拨土地。这种沿用过去福利分房模式的做法已经严重缺乏法理依据。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的员工工资极低，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对个人“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的大包大揽，而改革开放以后，国企员工工资实现了市场化，依然要国家包揽住房显然缺乏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刚刚在两会上通过的《物权法》不仅明确了私人产权更明确了国家对土地的产权，在这个前提下，国企和行政机关依然不付代价地占地分房，显然是在“私分国有资产”了。

　　再次，“自建房”根本无法解决实际问题。有人把解决“房价高”的希望寄托在“单位自建房”上，这是明显的误读。很多人都看过《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张大民家多年来简直就是为了等一套单位分房而活着，但是一次次的分房过程中都充满着官僚和腐败，带给真正底层劳动者的只能是屈辱和失望。虽然这仅仅是艺术创作，但是有过计划经济时代工作生活经验的人都不难体会到“张大民式”的无奈，因为如弗利德曼所言，世上根本不存在“全知全能且不会腐败的物资管理员”。即使有些国企的底层员工因此受益，可想而知国企的领导们会受益更多，而那些在私企、外企上班的人们依然望穿秋水。

　　最后，有人这样算账，如果分到“自建房”的人都不到二级市场中购房，那么分流掉的购买力不是能降低房价了吗？现实告诉我们这样想过于一厢情愿了。让我们看看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年鉴资料，2003年城镇和工矿区自建房的户均面积高达162.23平方米，2004年更上升到户均177平方米，这哪里是解决困难的小户型住宅，分明是豪宅了。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还表明，就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全国每年还有200万户左右的“非市场福利房”被出售，相当于两年内全国新建住房供应总量的50%还多。“地产狂人”任志强反复强调房价上升并非仅是开发商之祸，因为住房供应里的一半多都是非市场化的，从这个情况上看他也不是完全言过其实。由此可见，即使存在半数以上的非市场化的住宅供应，依然不能撼动房价上升势头，只能说明这部分购买力根本不会进入二级市场，那些政府机关、垄断企业的大佬们有免费发放的房子当然多多益善，如果取消了他们也不会没房住要去现买！

　　综上所述，房改是改革开放的必要之路，房价过高、开发商勾结官员牟利等行为都不是市场化的结果，反而是市场化不彻底、权力寻租充斥的结果。如果放开企业自建房行为，必然造成大家争相利用权力资源屯地、抢地，而当土地到手后再想办法勾结开发商和其他中介改头换面出售，坐拥“双轨制”之暴利，加剧土地资源紧张，恐怕房价只会上升得更快。

　　说到底，保障社会和谐，让中低收入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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