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遏制实名制亢奋 谁提出谁承担成本

　　曹林

　　以前曾撰文称中国公共管理中流行一种实名制依赖，动辄为了一个治理目标而为公众设置“实名登记”的义务，这种依赖经过舆论批判后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发展为“实名制亢奋”，像文化批评家朱大路所言，正成为中国行政管理的“行政伟哥”。近日，扬州警方在娱乐场所管理上又服用了这粒“伟哥”：为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对全市所有娱乐服务场所从业人员实行“实名制”管理，统一制作涵盖从业人员重要信息的IC卡，从业人员经培训后持卡上岗，持卡人上下班必须刷卡，无卡者今后不得上岗。(《扬子晚报》3月25日)

　　真不明白这种实名制能遏制得了什么犯罪活动。打击得了卖淫嫖娼吗？我想除了对所有男人进行全天候摄像头监控外，这世界恐怕尚未有消除此现象的管理良方。遏制得了娱乐场所盗窃、销赃、打架斗殴吗？在造假技术炉火纯青的现实中，一个坏人太容易钻过实名的漏洞。试问那些对实名制充满亢奋的管理者们，从银行实名到手机实名，从买房实名到上网实名，靠这些实名制破过几起大案要案，有几个犯罪分子是因实名制而留下蛛丝马迹让警方顺藤摸瓜的，有几个拥有巨额存款的贪官是因为银行实名制被揪出来的？当然了，除了极个别智商极低的罪犯。实名制的透明监管效果没有达到，相反，倒给遵纪守法的良民们带来越来越多的实名麻烦和负担，产生越来越窒息的被窥视感。

　　既然没什么治理效果，管理者为什么有实名制亢奋呢？除了实名制有一种透明监管的制度幻觉，能满足领导“躲在公民后洞察一切”的权力操纵感，诱惑着管理者对其情有独钟外，更重要的是制度成本因素：实名制无需管理者承担什么成本，成本全部是由被管理者承担。

　　审视实名制可以发现，这是一种纯粹让公众承担成本而管理者享受管理方便的制度。比如银行、手机实名制之类，管理者不必付出什么，麻烦全在银行用户；比如上网实名制，公众不但要承受繁缛的查验手续，还承担着隐私暴露的风险；还有

扬州的这个娱乐服务实名制，从业人员持卡实名上岗，得承担培训、办卡、年检等费用，很大地提高了就业成本。而管理者不必付出什么，通过“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实名享受着充分的管理便利。原来没实名制时还得到现场盯人，现在只要坐在办公室里盯着一个个“实名”就行了；甚至可以通过培训、办证这个实名制过程扩展执法经济，将实名制异化为一种处罚手段。

　　要遏制管理者的实名制亢奋，必须推行“谁提出谁承担成本”原则。如果实名要求是公众提出，是公众为了自身的某种利益要求而吁求实名制管理，那么所有成本由公众承担。比如，公众呼吁火车票实名制，以实名制打击黄牛党和保障购票公平，那么公众自然得承担实名带来的种种麻烦和成本。而如果实名制是管理者提出，是管理者为了某种管理方便而强加给公众的一种义务，或者制度根本没有经过民主决策和公共认同，只是管理者独断的决策，那么成本应由管理者承担。比如，娱乐从业实名制，培训、制卡等成本都应由管理者承担。

　　一个好的政策应充分考虑到成本问题，公共部门不能为了一个单纯的治理目标和执法管理方便，而不顾政策给公众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毋庸讳言，我们的很多管理者缺乏政策成本意识：某个领域出了问题，他们动辄想到的就是加重惩罚、增加监管环节等等，无视加重惩罚产生的逆反情绪，无视增加监管环节可能给公众增加的成本。他们经常为了一个单纯的治理目标而出台一个一刀切的政策，而无视一刀切可能制造的无数成本，比如他们只看到全面取消网吧可以解决青少年

网瘾问题，却不顾对许多合法经营者和想从网络上求知的人产生的成本；他们经常出台“个别人有病、全民吃药”的政策，为了一己之执法和管理方便无视公众承担的成本——某个交通工具在个别路段出了安全问题，就在全城全面禁止这种交通工具；个别人家的狗咬伤了人，就准备对全城的狗进行扑杀。

　　只有“谁提出谁承担成本”原则才能遏制管理者的实名制亢奋，使其不仅只想到实名的管理便利，还要充分考虑实名制带来的种种管理成本。我想，如果必须承担实名制带来的成本，必须为培训和发证埋单，恐怕就没有几个官员敢动辄上马实名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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