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与好制度

　　过去十几年中，腐败的一个重灾区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对此种腐败，主流经济学家似乎持一种肯定态度，因为，按照他们的逻辑，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产权转移到私人手里就好，因为，私人产权的扩展会推动市场制度的发育。

　　然而，这样的推论很可能是轻率的。历史上已经有过非市场条件下经济快速增长——当然不是长期的——的事情。即便是私人企业的存在本身，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存在着市场制度。这种说法乍看起来有点奇怪，但其实是历史的常态。现代市场制度在英国确立之前，甚至在此之后的绝大部分国家，都以私人经济为主体，但却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市场制度。

　　市场是什么

　　原因在于，市场并不是一种不无依傍、自足的资源配置机制。主流经济学把市场理解为一种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显然过于技术化了。相反，市场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套可扩展的人类合作与交换秩序，它以一整套道德信念和宪政规则为基础。比起其他组织经济活动的方式来，它的根本特征是自由，市场意味着，任何强制性权力都受到控制，人们可以自由地进行自愿交易。效率不过是市场的这种正义本质的一个附带后果而已。因为，市场制度不是配置资源的机制，而是确保这一机制正常运转的更高层面的整套规则、程序。

　　也只有基于这一市场概念，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人们会把市场的现代历史从近代英国算起，而不是从北宋、从西班牙算起。而英国率先实现从前市场的经济制度向市场制度的转型，乃是因为种种偶然因素凑到一起，使英国人的精神与整个社会规则体系实现了某种跃迁。在这些偶然因素中，最为重要的是清教与普通法。

　　关于清教与资本主义起源之间的关系，众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尤其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英国学者托尼的《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从不同角度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清教伦理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形成。但他们的理论主要解释了，清教如何改变了英国人对待财富、对待经济活动的态度，从而使人摆脱中世纪教条的伦理束缚，无所顾忌地投入到发财致富的活动中。

　　这一点显然不足以解释，清教对于作为制度的市场的整套规则体系之形成，发挥了何种作用？事实上，从中世纪中后期起，尤其是经历文艺复兴之后，欧洲南方拉丁国家的人们已经大体上改变了对财富、对经营活动、对利润利息的看法。那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似乎也相当快速。所以，近代初期的意大利各城市、西班牙、法国相当富裕。发财致富、或者追逐利润的精神，跟市场制度并非一回事。

　　清教以一种方式成了市场制度的催化剂。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初，就催生了第一套系统的经济思想体系及政策方案，即重商主义，新兴的国家突破中世纪国家-社会之间的界限，试图管制经济，增加王室财政收入。为此，国王发放专利、设立垄断，强征高额关税。英国也不例外，时为16世纪中后期，即著名的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时期。《大国崛起》电视片似乎把英国崛起归功于这位女王的英明领导。然而，正是这位女王，妨碍着市场制度的发育，因为，她最乐于出售垄断特权。1601年，英国议会下院就垄断问题进行辩论的时候，就给垄断下了一个十分精当的定义：“对某种公共物品(城市的或全国的)限于由某一人私人使用”。

　　面对这样的垄断，纯粹具有“经济人”理性的商人们的本能反应当然是，通过报出更高价钱，或者走通高层关系，让自己也成为垄断者。当代中国的一些企业家也正是按照这样的逻辑贿买相关官员的，经济学家将这视为一种历史必然性。打破垄断尽管合乎商人整体的利益，但对任何单独一位商人，其成本都太高了，那样做太傻，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太不理性。事实上，当时，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经历过文艺复兴深刻影响的国家的人们，正是这样想的，那里成了腐败的乐园——当然，也就与市场制度无缘。

　　英国商人与市场制度

　　但是，清教伦理却让部分英国人甘愿当傻子。这里不妨引用19世纪杰出历史学家基佐在其《1640年英国革命史》开篇的一段生动描述：“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在他自己家里，在朋友群中，大胆地探查天赋权力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尘世的权力，是高超到不容许探查的呢？他在他的《圣经》里头读上帝的法律；他因为要服从上帝的法律，就必须违抗其他法律；因此，他必得确定别的法律所应该止步的地方。一个人要晓得一个主人的权力的限度何在，不久就得要追寻君权的起源：现在整个英格兰所探查与谈论的，就是君权的性质及一切权力的性质，这些权力在古代的限度，新近是怎样掠夺他人的权利的，如何才能认它为合法，以及合法性的来源：这种探查开始时是战战兢兢的，并非出于爱好而是出于需要才这样做的。他们的谈论，在长期中，都是秘密进行的，而且不敢谈论得太深透。但是这些谈论给了他们以更大的自由和勇气，这是从前所没有的。”

　　这种对君权范围的探查，当然涉及国王的经济管制，尤其是垄断。诚如韦伯所说，在清教伦理中，劳动是人的天职，其中包括自由地生产和贸易，而国王授予的垄断权却妨碍每个人承担对上帝的义务。因此，垄断违反了上帝的律法，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一个虔诚的信徒是不可购买这种特权的。为了尽自己对上帝的义务，就必须废除这些垄断。信仰使国王授予的垄断丧失了道德上的正当性，信仰的力量也给了某些商人以反对的勇气。

　　同样，面对国王随意开征的赋税，具有道德勇气的英格兰人的反应，不是私下里逃税，或者贿赂税务官员减免自己的税，而是公开拒绝纳税，宁可被送到法庭上。这其中最著名的是1606年的Bate's Case和1627年的“五骑士案”。

　　幸运的是，普通法法院和国会则把垄断、非法征税，从道德上的不正当，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非法。在1602年的“垄断案”中，王座法庭裁定，垄断权有悖于保护贸易的自由和臣民的自由权的普通法，也有悖于国会的各项制成法。在1637年财税法庭审理“汉普顿拒付船费案”的法庭上，他的代理律师称：“为保障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国王的君权在任何时候都应受到法律的限制”。

　　正是这些基于宗教信念的抗争，逆转了伊丽莎白女王所开启的重商主义，这种重商主义也许确实未必妨碍英国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快速发展，但市场制度却不会从这种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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