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重要目标

　　双顺差易引发贸易摩擦，加剧经济发展的外部风险

　　本报记者 卢洪雨

　　据海关初步统计：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值17606.9亿美元，同比增长23.8%。其中，出口9690.8亿美元，增长27.2%；进口7916.1亿美元，增长20%；虽然出口增幅较去年同期有所回落，进口增幅上升，但进出口顺差仍达创纪录的1774.7亿美元，增长74%。

　　快速增长的贸易顺差，引起我部分贸易伙伴不满；中国在国际收支中的另一重要项目——资本项目也长期大幅顺差。巨额“双顺差”引起国内外强烈关注，我政府及市场各方，已开始探索各种问题解决办法。

　　我国国际收支主要项目分析

　　国际收支是一个经济体与其他经济体在一定时期(通常为1年)内，全部对外经济交易记录。一国国际收支主通过该国国际收支平衡表来体现。该表包括四部分内容：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储备资产、净误差和遗漏项目。其中，经常项目由贸易项目、投资收益和转移支付三个子项目构成。由于贸易项目是经常项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人们习惯于将金融项目称为资本项目，所以就有了“双顺差”。

　　近年来我国国际收支一直处于顺差状态，我国外汇储备额也因此不断创下历史纪录。

　　2004年之前，我国国际收支顺差主要来源于资本项目，到2005年原占大头的资本项目顺差，缩减近一半，经常项目顺差却增长一倍多，使当年国际收支总顺差，仍有一定幅度增长。2006年上半年，国际收支顺差规模为1305亿美元，同比增长24%，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其中，经常项目顺差916亿美元，同比增长36%；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389亿美元，同比增长2%。货物贸易顺差在总顺差中占比最大，对外汇储备增加额的贡献率达65%。从各组成项目看，我国的国际收支顺差，主要来自经常项目的货物贸易和资本项目的直接投资。源于以下两点：

　　第一，货物贸易顺差短期内快速增长。

　　货物贸易顺差是我国国际收支顺差最大来源，也是美欧等主要贸易伙伴重点关注对象。

　　我国货物贸易顺差连续出现是在1995年，此后10年基本保持较低水平。2005年起在国际市场需求旺盛、国内生产能力大幅提高且国内市场供大于求、

出口退税超基数部分负担调整、出口配额取消为我国

纺织品服装出口提供了巨大发展空间、国内加工业产业链延长、使配套能力进一步提高等众多因素共同作用下，货物贸易顺差急剧增加。2006年1~11月，进出口顺差同比增长72%，达1565.2亿美元。在货物贸易顺差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以下特点：

　　一是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巨额逆差并存。

　　从货物贸易总顺差数据变化来看，2005年和2006年的差异特别明显，可通过顺差来源来解释：

　　1992年以来，我国加工贸易一直保持巨额顺差，近两年增速明显加快，而贸易方式却一直表现为巨额逆差，2006年1~10月，加工贸易顺差为1481.9亿美元，同期货物贸易总顺差1336.2亿美元，其它贸易方式仍有145.7亿美元逆差。我国就此形成以加工贸易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贸易格局，形成了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两者巨额逆差并存的特点；

　　二是外商投资企业顺差占主要地位。

　　从进出口企业性质看，我国进出口总额最大的是外资企业，贡献顺差也最多；私营企业顺差以前基数较小，但近两年增长很快；国企基本以逆差数据出现；

　　三是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巨额顺差与巨额逆差并存。

　　我国主要顺差贸易伙伴是美国、香港和欧盟，逆差主要集中在台湾、韩国、东盟和日本，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巨额顺差与巨额逆差并存，均呈三角态势。这种格局的形成，主要是生产要素全球化配置和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国际分工格局和国际资本，均将中国作为世界车间，这种分工格局，可笼统理解为台湾、韩国、日本、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在中国建立组装基地，大规模进口生产所需的中间产品，加工组装后

　　出口到美欧等国，这些地区的贸易顺差就这样来到中国。可见我国对美欧的贸易顺差，是整个东亚地区对北美地区贸易不平衡导致； 四是劳动密集型商品巨额顺差，与技术密集型商品巨额逆差并存。

　　从产品类别看，我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逆差多为技术密集型产品。以2005年为例：顺差最多的十类产品是：办公用机械设备及零件、服装及衣着附件、电信及声音录制及重放装置设备、杂项制品、纺纱、织物、制成品及有关产品、金属制品、鞋靴、家具及零件、褥垫及类似填充制品、陆路车辆(包括气垫式)和非金属矿物制品，顺差金额从749.13亿美元到85.07亿美元；逆差金额排名靠前的十类产品是：电力机械、器具及其电器零件，石油、石油产品及有关原料，金属矿砂及金属废料，专业、科学及控制用仪器和装置，初级形状的塑料，有机化学品，特种工业专用机械，金工机械，油籽及含油果实和钢铁，逆差金额在621.53亿美元和70.61亿美元之间。

　　第二，资本项目长期顺差增速放缓，但引进外资中存在的问题开始显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倡导引进外资、利用外资，外资数量已达到相当规模，而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刚刚起步，因此外国来华直接投资金额，一直远大于我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相关数据显示：2004年之前资本项目顺差增长较快，2004年达到顶峰1107亿美元，2005年由于证券投资和其它投资由顺差转逆差、国内企业对外投资迅猛增长，资本项目顺差下降至630亿美元。2006年上半年资本项目顺差达389亿美元，预计全年有一定幅度增长。

　　引进外资是资本项目顺差主要来源。

　　引进外资对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大量地利用外资，一些问题已逐步显现：

　　首先是内外资企业税收待遇不平等，导致内资企业遭受歧视。

　　由于有较高税收优惠，一些不具备比较优势或优势较弱、附加值和技术含量较低的国外产业，大量转入中国；一些外逃资本也纷纷借助避税地国家漂白后回流，享受税收优惠；部分国内企业同样采取此道。统计资料显示，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来源前十位国家/地区中，东亚和避税地国家占大多数。

　　其次是利用外资效益较低，虽连续15年位列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第一位，但联合国之前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中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中，只有部分转化为存量资产，中国累计实际吸收外资存量总值，不到累计实际使用外资的一半。

　　由于盲目招商引资，引入外资的企业，根本没有用所获得外汇，购买外国设备和产品，外汇被卖给央行变成外汇储备，而央行用该笔外汇购买了美国国库券。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并未能利用任何外国实际资源，外国资金绕个圈子后又流了出去，实际变化只是国内股权与国外债权之间的置换：中国取得美国库券利息收入，外国投资者取得投资利润收入。而正常利用外资情况是：引资企业应将所得外汇，用于购买外国资本品、技术、管理或支付其他费用，也就是说每一笔资本项目下的流入，都应在经常项目下有一笔流出(经常项目逆差)，否则就谈不上对外资的利用。

　　再次是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风险，未能很好把握。

　　外商直接投资是最昂贵的一种引资方式，前期好处是扩大就业增加税收，利润汇出是未来的事，引资时一般不予考虑。另一方面，引资多少已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政绩的最主要考核指标，许多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本已过于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基础上，层层加码，造成各种资源严重浪费。

　　我国将利用外资作为长期重要国策，加上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巨大市场的诱惑，大量外资涌入中国后，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加工贸易迅速发展，大量货物贸易由此产生。

　　随着国内企业实力增长，企业对外投资近年来发展迅猛。

　　据商务部统计：我国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去向，主要是亚洲，集中在采矿、商务服务和制造业，反映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虽增速较快，但尚处初级阶段。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多少对外直接投资已完成、但未纳入官方统计？

　　由于我国实行外汇实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手续繁琐，虽然政府一再简化相关手续，但由于实践中可通过其它方式，把资金转移到国外，使政府监管存在一定困难，政府为企业提供的服务和政策也相对薄弱，导致体外循环资金量较大。如何把这部分投资纳入正规统计体系，正确反映国内企业对外投资情况，需进一步探讨。

　　国际收支双顺差的不利影响

　　贸易顺差较快增长，容易引发贸易摩擦，也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金融风险，同时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一旦未来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外部需求下降，将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造成伤害。

　　国际收支双顺差，也使国民福利遭受巨大损失。世界人均收入排名第128位的中国，正每年给美国提供数百亿美元补贴，即穷国借钱给富国。中国现在实际上是借钱给美国，中国通过货物贸易出口的是贸易品，拿回来的是美元和外汇，然后又用此钱买美国国债，或存在国外银行，得到的是债权资产。人家把卖债权的钱拿来买中国股权、银行、企业，得到的是股权资产，两者的收益率差距很大，美国国债大概平均3.5%左右，美国的基金收益率大概10%，中国在这里吃了很大亏。

　　从资源优化配置角度看，发展中国家不应追求经常项目顺差，应把资本流入转化为相应的经常项目逆差，即贸易逆差。

　　双顺差是一种不合理的国际收支格局，虽然当前跨境资本呈净流入态势，一旦未来国际金融市场发生动荡，市场预期逆转，跨境资本将通过利润汇出、购汇还贷等渠道，集中大量流出，加剧对国内市场的冲击。

　　国际收支大幅顺差，造成金融市场流动性过多，增大本外币政策协调难度，影响

宏观调控效果。由于美国经常项目赤字不断增加，2002年以来，美元已开始所谓“战略性贬值”过程，一旦美元大幅贬值，中国外汇资产将大幅缩水。

　　我国国际收支大额顺差有其必然性。生产要素的结构差异，是对外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

　　欧美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相对充裕，第三产业占GDP的70%以上，因此需进口大量劳动密集型制成品。而我国在此方面有优势；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后，为改变当时外汇稀缺状况，我国给予出口创汇企业很高的优惠待遇，致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成为我国出口主要来源。

　　国内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良好的投资机会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也吸引国际产业加快向中国转移，形成以加工贸易为主导的持续性较大贸易顺差。也与我国经济运行中，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没得到妥善解决有关。主要包括传统观念、制度缺陷、改革未到位等深层次问题，导致国民储蓄持续大于投资，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对出口依赖性较强；国内投融资体制不健全，金融市场不发达，融资渠道有限且成本较高，国内储蓄不能有效利用，使一些国内企业赴境外融资，扩大了资本流入；地方政策调整相对滞后，在保护劳工利益和生态环境、资源合理定价与使用等方面，出现偏差，扭曲了成本扩大了顺差；国内宏观调控政策使企业进口意愿下降；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和政策调整滞后，对外贸易“奖出限入”、资本流动“宽进严出”，也扩大了对外贸易和金融项目顺差。

　　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是重要目标

　　利用外资、出口导向和加工贸易三大支柱政策，是中国经济模式的最主要特征。但如今我国利用外资、出口规模、外汇储备，均已位居世界前列，外向型经济模式已完成历史使命，已到政策调整期。巨额顺差并不是长远目标，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才是重要目标

　　一是货物贸易顺差要减少。

　　货物贸易应从出口为主和追求顺差，转为追求进出口平衡。

　　需要指出的是，想通过人民币升值减少顺差的想法，并不现实。人民币升值虽可抑制一般贸易出口，但中国的贸易格局是加工贸易为主，升值对减少货物贸易顺差，作用不明显。

　　就解决手段而言，首先应转变出口增长方式。

　　生产环节应努力提高国际分工地位，提高产品附加值，加工贸易是调整重点；流通环节应规范出口秩序，对部分产品控制出口，调整出口产品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近段时间政府已出台一些改革出口退税和出口征税的政策，对象是“二高一资”产品，即高污染、高能耗和资源性产品，其不仅符合国家长期利益，对降低货物贸易顺差，也将起到一定作用。

　　加工贸易调整是重点。

　　由于货物贸易顺差多由加工贸易产生，因此其是重点调整对象。

　　首先应调整和完善加工贸易相关政策。应制定新加工贸易政策，主要包括产业指导目录，区位合理布局指导目录等，将有限资源用于发展具有更高价值、更加节约资源和环保的项目。　　

　　其次是提高发放原产地证标准。

　　货物国籍证明是原产地证，如果提高发放原产地证标准，部分加工贸易产品，就不再是中国国籍产品，可避免亚洲国家利用中国加工贸易政策，发展迂回出口，实现迂回顺差。这不仅有利于解决贸易摩擦，还可淘汰低效率项目，提高中方企业盈利水平。

　　再次是要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目前加工贸易走的是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之路。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除要注重技术引进外，更应要求对方转让专利技术。此举不但能大幅提升制造工艺，增加产品附加值，更可引导产业链向高端走，虽然实践中有一定难度。

　　还要规范出口秩序。

　　良好的贸易竞争环境，不但可提高出口质量和效益，转变出口增长方式，也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

　　最后是将部分出口转为内销。

　　扩大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但一个问题需注意，很多企业做出口并不是出口利润高，内销的毛利率一般高于出口，但内销环节多，各种费用较高，容易出现拖欠和克扣货款等情况。而出口通常意味着货款回收较安全且准时，虽然利润率较低，但能提供良好现金流。如果改善国内市场秩序，相当一部分企业的出口，会主动转为内销。

　　二是积极扩大进口。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已在鼓励资源性产品、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的进口。但短期内应分不同行业区别对待，最好用于对现有技术和设备的改造，并同时做好消化吸收，扩大内需更是关键，否则若干年后这些技术和设备，可能转化成大量生产能力，涌入国际市场，产生未来的货物贸易顺差。进口产品范围也可考虑扩大至一般原材料、部分日用消费品等领域，如果政府对进口给予一定支持，国内市场可出现许多价廉物美的进口产品，企业成本可下降，国际竞争力会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也能提高。

　　三是适当调整直接投资政策。

　　外商投资企业是我国货物贸易顺差主要来源，要想减少贸易顺差，就要适当调整和完善外资政策。

　　首先是除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方向外，取消对一般外资的优惠，对内、外资实行国民待遇。

　　在内外资企业税收统一后，可实施内外资企业统一的产业倾斜式优惠政策，将鼓励企业出口，改为鼓励发展技术先进产业，限制低水平加工贸易。国家政策由鼓励出口转为中立，出口动力将减弱。

　　其次是调整外资产业投向，由注重制造业产业结构，转为三大产业和子行业在区位合理布局基础上，均衡、协调发展。

　　应重点发展服务业，尤其新兴服务业，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对外开放，鼓励跨国公司在国内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和培训中心。

　　再次是提高利用外资效益。

　　利用外资资金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对其技术、管理、信息等方面的利用和学习，否则很可能被外资利用。同时鼓励国内企业对外投资，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需求，也是培育中国跨国公司的必然选择。此时需进一步放宽外汇管制，减少企业境外投资障碍，逐步完善政策配套体系。

　　(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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