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不是贫富差距而是公平

　　导致社会心理失衡的主要原因并非来自市场竞争引起的收入差距，而恰恰是非市场因素所导致机会不平等或起点的不平等

　　文/本刊记者 陈丽青

　　回眸2006年，有几件事看似平常，但影响甚远：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起征点为1600元，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经表决决定，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于1958年6月3日通过的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

　　——国务院提出，从2006年开始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2007年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地区，这一惠及百姓的举措实施后，全国农村中小学每年可取消学杂费达150亿元，分摊到每名中、小学生身上，分别为180元和140元。

　　近期，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铁道部宣布2007年春运各类旅客列车票价一律不上浮，以后春运也将不再实行票价上浮制度。连续5年的春运涨价政策戛然而止。这个举措可以追溯到2005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胡成中委员的建议，建议认为，运输部门春运期间涨价的初衷是为了“削峰填谷”，即运用价格杠杆调节客流量，但票价对春节期间的乘客缺乏弹性，甚至根本没有弹性的，因为那些高收入者会选择乘飞机或自驾车出行，唯有那些在外务工的农民不得不乘火车或汽车回家。因此，建议取消春运票价上浮的措施，为每年节前回家和节后出门的务工农民每人减少数十到上百元的负担。两年的时间，他的建言实现了。

　　显然这一系列举措都在围绕一个问题——贫富差距。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7，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表明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收入差距尤其存在于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和区域之间。有关统计显示，我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年支配收入的比率1985年是1:2.57，2005年达到1:3.22。农民收入低，甚至影响到了内需严重不足。公平问题已经引发社会心理失衡。

　　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邓伟志在接受《经济》杂志的采访时说，2006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缩小贫富差距的措施，但是，由于其他因素的介入，尽管一部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绝对值有所提高，然而，人群间收入差距依然呈现出扩大趋势。

　　所以，今年的“两会”上，贫富差距是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邓伟志建议，2007年政府应继续采取积极的措施，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如可以通过累进税、遗产税、赠予税等，调节收入差距。

　　延递性“马太效应”

　　贫富差距具有马太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具有延递性，突出体现在教育上。富裕地区与贫穷地区的教育投资相差巨大，下一代人在起跑线上就已经分出了输赢。

　　全国人大常委员会委员、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厉无畏接受《经济》杂志的采访时说，“从目前的教育经费的分配情况上来看，以后的贫富差距还将扩大。”他指出，教育在制度安排上存在缺陷，教育投入上的差距带来了日后收入上的差距，“根据有关规定，教育投入经费的增长必须高于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发达地区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较快，并且基数比较大，用于教育的经费较充足。落后地区的财政收入增长较慢，基础较差，即使教育投入经费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然而经费投入与发达地区存在的差距越来越大。”

　　厉无畏以上海为例：上海市中心区的教育经费充足，而崇明地区的教育经费就不足。厉无畏建议从两个方面来调整，一是调整目前的教育制度设计，二是增加政府的转移支出，“对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设立相应的标准，超过标准的部分转入政府转移支出，用于贫困地区的教育。”

　　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前途。不同地区教育经费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后的经济收入。社会成员收入的多少和受教育水平有关，提高受教育水平是治贫的主要手段之一。国外学者用50个国家的数据做了相关统计和研究，其结果证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受教育程度不同，受教育机会的不均衡导致了收入的巨大差距。给予所需要的教育是发达国家治贫的手段之一。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东西部之间，2004年人均收入最高的5省市是人均收入最低的5省市的2倍还多。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带来了教育投入的差距，反过来影响该区域的未来的经济发展，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教育投入的地区差异在某种程度上还间接导致了因青少年犯罪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以深圳市罗湖公安分局黄贝派出所2006年7月份立案案件为例，刑事案件中“两抢”案件有63宗，占刑事案件的57.3%，平均每天2宗。资料显示“两抢”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多为年龄在24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最小的还未满14周岁，这些人大都是外来人口，大都来自农村，家庭贫困，受教育程度不高，很多人初中都未毕业。

　　不公并非来自市场竞争

　　自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一直奉行效率优先原则。因为能力差异带来的收入差异越来越被社会理解和接受。

　　效率优先必然就会产生收入差距拉大。厉无畏认为，“中国正处在发展阶段，发展需要鼓励效率，个人的能力有差异，效率高的人获得的收入也相应高。收入差距仍然在扩大”。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效率与平等具有相互替换的关系，鼓励效率往往会产生的结果上的不平等。但是，结果上的不平等不一定就会导致社会心理失衡。就目前的中国来说，导致社会心理失衡的主要原因并非来自市场竞争引起的收入差距，而恰恰是非市场因素所导致的机会不平等或起点的不平等。

　　比如垄断行业的高收益就缘于机会的不平等。行政性垄断行业与其他普通行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目前，收入稳居前几名的人群通常是垄断性行业人员，比如邮电通讯业、电力行业等。我国行业间平均劳动报酬最高与最低之比2000年为2.62倍，2004年已达到4.25倍。

　　“有时候，人不是对贫富差距心存不满，而是对不公平的分配方式不满。”厉无畏解释说，“姚明的收入高，没人有意见，他有自己的优势，并实现他的市场价值。而垄断和腐败产生的分配不公平则易引起社会的不满。”

　　对于抑制腐败，邓伟志提出，在西方早就有赠予税，通过这项税收控制赠送礼品等可能涉及腐败的行为，“国内礼品赠送的数量相当大，而国外则少得多，绝大多数国家都有赠予税。”

　　垄断行业除了带来超常的利润、行业从业人员收入的落差外，一些特殊行业，由于消费者对于价格没有“投票权”，不合理的价格增加低收入人群的负担。在一些公共事业部门，比如教育机构乱收费，医疗机构利用技术壁垒索取高额利润。由于住房、医疗费用、教育经费等高开支给社会低收入人群带来的生活压力，加剧了因收入差距带来的生活质量差距。

　　还有就是万众关注的房价问题。目前房价的涨幅已经超出了人均平均收入的增长水平，进一步加大了收入水平带来的生活质量差距。对此，厉无畏建议：“高端收入人群的住宅问题不需要政府去管，让市场去调节，政府需要保障的是低端人群的住房问题。”“让收入高的人多出钱，让收入低的人少出钱。”这是厉无畏提倡缩小贫富差距的第三条渠道遵循的原则。

　　“不反对高端消费，问题是高端消费后获得的收入如何分配。”政府在鼓励效率的同时，在缩小贫富差距方面，应该重点关注社会的再分配，增加转移支付的力度。厉无畏呼吁增加廉租房的供应，让低收入人群能够享受到廉租房的待遇，“政府根据现阶段低收入人群的经济状况，制定相应的廉租房政策，保障基本的住房需求。”

　　除了长期存在的城乡差距、地区差异以外，垄断行业和普通行业收入差距、企业资本方和受雇方之间的收入差距等也被纳入社会舆论的关注范围。

　　邓伟志认为，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需要理顺，目前按资本分配的比例太高，按劳动分配的比例太低。“举例来说，一个矿工的收入不过1000元，而矿主的收入高达10万多元。”此外，邓伟志强调，企业应增加安全生产的措施，“有的无良企业宁可无视工人的性命，来换取企业利润，这也是加大贫富差距的因素之一。”他建议有关部门应采取监察措施降低因为安全措施不当带来的死亡率。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