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如何实现城市融入

　　城市化，即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过程，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要经历的，只不过具体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在我国大规模人口流动已经发生近20年的今天，流动人口定居或城市化的问题已经不可避免地提了出来。

　　关于我国流动人口的数量，不同渠道的数据有一定的差异。根据国家计生委的数据，到2003年，我国流动人口大约为1.4亿人，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10%。2006年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的数据是，我国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人左右，如果加上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2亿人。尽管上述数据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大体数量在1.2亿到1.4亿之间，应该是有依据的。从趋势上说，流动人口的数量仍然在不断增加。

　　流动人口规模的巨大和数量的不断增加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构成也在发生明显变化。上述国务院的那个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中16-30岁的占61%，31-40岁的占23%，41岁以上的占16%，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这意味着，流动的农民工主要以青年劳动力为主，或者说，从第一代流动人口向第二代流动人口的交替已经基本完成。正因为如此，近些年来，“新生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80后民工”等词汇开始被研究者广泛使用。两代农民工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年龄以及由此带来的相关特征上，从根本上说，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群体，其对城市化提出的问题也完全不同。

　　第一代农民工是深深扎根在农村的。他们的根仍然在农村，其最终的归宿也是农村。在近几年中，城市中许多企业开始明文要求用工年龄，因此，大量40岁以上的农民工纷纷返流农村；而新生代农民工的情况则明显不同。他们大都受过初中以上教育，许多人尚未婚配，没有或较少家庭负担，其中大多数人基本没有务农经历，有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劳动常识和技能都缺乏。而且他们外出的动机和对未来的预期也明显不同于上一代打工者，他们不但希望在城市中谋生，更希望在这种经历中得到历练，甚至找到新的归宿。对此，有人将其称之为“踏上不归路”。这样，流动打工者产业工人化和市民化的问题就顺理成章地提了出来。

　　2005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一个关于促进流动人口产业工人化和市民化的研究报告面世。该研究报告指出，未来几年，中国需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创造将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环境。为此，应重新设定农民工户口迁入城市的条件，对有留城意愿而又通过多年就业在城市站住脚的农民工允许其定居，并在住房、入学、社会保障、社会管理等方面推进配套改革。报告提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一是要改革户籍管理制度，二是要改革现行就业制度，三是要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四是要做好农民工子女教育工作。此外，还要进一步完善有关法律法规，更好地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程度等。

　　应当说，促进流动人口产业工人化和市民化，无论对于我国的城市化还是对于产业技术结构的提升，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然而，两年左右的实践表明，这样的构想似乎比原来设想的要更为复杂。因为要真正实现流动打工者的产业工人化和市民化，至少会遭遇三个层面的制度性问题。

　　第一个层面是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无疑被看作是造成城乡分割并妨碍流动人口定居城市的首要制度性障碍，由此也成为近年来改革的重点。在此前后，全国多个省市开始探索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其主要目标是，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进一步放宽夫妻投靠、老年人投靠子女及未成年子女投靠父母落户的条件限制，进一步放宽对投资、兴办实业和购房人员的落户政策，进一步放宽各类人才落户政策，探索建立居住证制度等。这项改革如果能够获得成功，无疑会对流动人口市民化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之后，一些地方纷纷出现急刹车或暂停。如郑州市户籍制度改革几乎是最激进和彻底的，2001年就开始了改革试验，并在2003年实施“全面放开”，但到了2004年8月下旬，突然来了个急刹车，倒退到一年前的状态。按有关方面的解释，出现倒退的主要原因是，户籍制度完全放开使得人口迅速上升，造成城市交通状况、教育资源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压力显著增加。沈阳市也在2003年7月取消暂住证，成为当时我国率先取消暂住证的城市，但2005年年底，便不得不又恢复了该制度。

　　第二个层面是与户籍制度相联系的种种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改革的真正困难之处，其实不在该制度本身，而在于与该制度相联系的种种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而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统一的困难，一是在于原来两者之间的巨大差距，二是在于新旧制度之间如何接口。前者不难理解，后者主要表现在所谓历史欠账的问题上。我国现有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的是先缴费再享受的原则，对于准备进入城市的流动人口来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前期需要缴纳的费用如何解决。

　　第三个层面是更深层的两个劳动力市场的问题。笔者曾在文章中指出，我国两个劳动力市场，即初级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或中高端劳动力市场与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相差悬殊。生活费用因素决定了即使是在户籍制度上解决了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制度障碍，其收入水平也无法承担城市中的生活费用。实际上，不仅流动人口是如此，即使是有城市户口的低端劳动者，如在非正式就业或就业不充分者，也难以靠自己的收入维持自己和家人在城市中的生计。

　　从以上几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短时间内，即使有户籍等制度的改革，流动人口要想完全融入城市还是不现实的。因此，对流动人口产业工人化和市民化的过程，应当有一个长远的、逐步实施的考虑和规划。当然这不是说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制度的改革可以拖延，而是还需要创造种种条件，来配合上述改革，从而为流动人口真正融入城市提供可能。而真正融入城市的过程，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要通过代际的传递才可能实现。

　　早期华人移民融入西方主流社会的过程，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个有益的启示。早期华人移民的文化素质大都不高，到了国外就业领域主要集中在低端产业上，许多人都是靠开饭馆、做

厨师、当裁缝、开洗衣店谋生，其社会地位很低下。但华人重视教育的传统，使得他们的子女和后代，接受到了当地较好的教育，这样就为其逐步融入主流社会创造了条件。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教育，而目前我国流动人口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遭遇独特的问题。因此，可以设想一种以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为突破口的制度设计，通过教育的作用促进以代际传递为模式的城市融入进程。对此问题，将在下一篇文章专门进行讨论。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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