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融安全走向国家经济安全

　　本报评论员 张立伟

　　2月27日，中国股市暴跌后，全球股市也相继暴跌。3月5日，香港遭遇“911”后单日最大跌幅，世界性金融危机似乎就要降临。目前，中国以及全球股市有企稳的迹象，但是，世界性金融危机的根源并没有消除，对于正处于流动性泛滥的中国来说，有必要及时考虑建立以及完善国家经济安全防范体系。

　　全球化虽有其好处，但是，被越来越多的金融衍生品以及贪婪放大的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必然走向制造泡沫和泡沫破灭的循环。目前，全球每天外汇交易高达万亿美元左右，而现实需求至多只有几百亿美元，其余大量国际资金流动，纯粹是为了套取利差和汇差等投机利润以及在全球期市和股市兴风作浪。十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便是国际游资对经济失衡的东南亚进行的狙击，现在，全球性流动性泛滥与十年前有过之无不及，噩梦似要重现。拉美、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金融的危机爆发都有一个条件，即资本市场仓促开放，使得国际游资大出大进，酝酿危机。因此，遭遇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中国更应坚守资本管制。

　　但是，关闭大门并不等于高枕无忧，

中国经济安全遭遇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这些挑战有外部和内部因素。美国数据显示其经济衰退几成定局，暂时的国际资本市场企稳并不代表危机的消失，对全球性经济失衡以及流动性过剩的修正将持续进行，伊朗核问题的胶着也可能会给全球石油市场带来大的震荡，这些都是外部的；中国国内则面临一些经济结构性问题、系统性失衡、生态危机、失业、金融市场紊乱、通货膨胀等潜在破坏性因素。因此，中国有必要考虑组建一个负责国家经济安全的专门部门，制定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指标体系，监测、预测国家经济安全形势，协调各个部委以及相关的部门，着眼全局，适时防范安全风险。

　　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都将经济安全概念置于国家安全的总体战略之中，日本于1970年代末提出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包含了经济安全，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后，能源依赖进口的日本，其经济安全保障的具体目标是确保资源的稳定供给。美国虽从未制订过一个系统和明确的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但其每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包含了经济安全的内容，1997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授权于总统在紧急状态拥有经济决策权力。俄罗斯是世界上第一个明确提出经济安全战略的国家，因为在前苏联解体后，俄经济遭遇巨大的安全挑战。

　　鉴于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和发生特大洪水，在十五大会议上，中央曾提出“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十六大时又提出“要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2003年“非典”对中国经济安全造成了短暂冲击，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经济安全战略以及应急组织体系。在

人民币升值压力过大以及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中国将保障经济安全的精力主要放在金融安全领域，这是因为，1994年

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许多国家将防范金融风险作为保障经济安全的第一要务，并衍生出金融安全等概念。但保障金融安全只是保障经济安全的一种表现，绝非仅仅维护金融业的利益，在中国，为了维持金融安全而采取了有利于银行以及国有企业的低利率等政策。

　　在资本管制条件下，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所需过渡期涉及的安全问题，可能比单纯金融安全还要严峻和复杂，如产业结构升级、人民币升值等构成的就业压力，投资控制导致的经济要么趋冷要么过热，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资产泡沫以及环保等问题。因此，应跳出狭义的金融安全观念，制定国家经济安全的总体战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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