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GDP数字的背后

　　有感于2006年众多地区人均GDP跃上新台阶

　　学人新论-朱富强

　　在刚刚过去不久的2006年，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利好消息频传，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有两条：(1)广东、江苏、浙江三省的人均GDP超过3500美元，浙江甚至接近4000美元；(2)广州市人均GDP超过11000美元，成为内地第一个人均GDP过万美元的城市，与此同时，上海、北京、天津三市的人均GDP也超过5000美元。一般认为，人均GDP过万美元是衡量一国一地是否进入“发达状态”的基本指标，而2005年世界“中上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平均在3466美元至10725美元之间；显然，根据这个通行标准，广州已经进入了“发达状态”，而上海、北京、天津三市以及广东、江苏、浙江三省也已经进入了“中等发达状态”。确实，GDP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状况的重要指标，人均GDP的增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基于此，我们对GDP数字不能采取虚无的态度，不要一听到政府发布统计数字就感冒。但与此同时，任何一个清醒者特别是清醒的决策者又不能仅仅陶醉于数字的增长这一直观层次上，而是要进一步思考它背后所隐藏的东西，特别是思考它所提出的新要求。

　　一方面，社会统计数字的真实可靠性值得追问，其隐藏的浮夸可能有如下几种原因：

　　(1)人为造成的虚假。中国GDP的统计是其所辖各地自行统计并上报的加总，但在GDP仍然是由上至下对官员进行考核的重要指标，各地人为的虚报就在所难免。例如，2004年全国GDP增长率为9.5%，但是没有一个地方公布的数字是低于9.5%的；各省区市上报的全年GDP汇总数据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速高出3.9个百分点。

　　(2)统计方式的失真。我国各地区经济本来就是一个整体，但GDP的统计却是分别统计再相加的，从而不可避免会重复计算。例如，一个跨区公司的分公司所创造的产值往往会为其总部和分公司所在地重复计算；再如，由于劳动力的流动，外来打工者的收入也往往会在其工作所在地和户籍所在地重复。

　　(3)统计基数选择的不合理。地方政府在统计GDP总量时将户籍与非户籍人口创造的经济成果一并计算在内，但在计算人均GDP时却往往以户籍人口为基数。例如，广州市统计局后来就公布两套数字：广州市2006年人均GDP按照户籍人口计算超过了10000美元，而按照常住人口计算则应为7800美元。

　　(4)统计基数的测量不精确。即使同时用常住人口作基数作人均GDP的统计，但常住人口的估量本身往往也存在问题，因为往往无法将常住人口和外来打工者分开。例如，广州市包含常住人口和外来打工者就有920万和1350万两个数字，再如，深圳市曾宣布要以580万的常住人口计算人均GDP，但广东省统计局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公报却显示深圳市常住人口应为827.75万人。

　　(5)按常住人口统计也存在不合理因素。影响世界各国人均GDP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非就业人口所占的比例，但是，广东省或广州市的外来常住人口基本都是青壮年，几乎都是创造GDP的劳动力，而没有考虑没有和他们一起来但生活密切相关的老人和小孩。显然，假设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力和非劳动力的比例是1∶1，那么，考虑到与那些外来工相连的非劳动力，广州计算人均GDP时所应该考虑的外来人口就不再是500万而是1000万。

　　另一方面，GDP增长与福利水平之间的关系值得慎思，这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探究：

　　(1)GDP是个市场价值概念，体现了市场化的程度，而无法精确反映经济增长状况，更无法考虑人们的闲暇福利。事实上，任何社会都存在大量的隐性经济没有被统计进GDP之中，包括被法律禁止的经济活动产生的收入、在非市场或物物交换的合法经济活动中产生的收入、由合法市场活动产生而因种种理由逃避了国民收入核算账户度量的收入。显然，随着法制的逐渐健全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这些原本就存在的地下经济会逐渐显现出来的，从而给人以经济过热的假象。而且，市场交易也并非就是有利的，如过度的市场交易带来了没完没了的诉讼，而这尽管提升了GDP数字却没有提高人们的福利。

　　(2)GDP体现的是粗放式发展，没有考虑资本的耗费，从而不能反映生产力的提高，也不能体现出一定时期内收入增加值。正因如此，一个国家或地区越是实行粗放式的发展道路，国民生产净值(NNP)、国民收入(NI)与GDP之间的剪刀差就越大；而且，人均收入和人均GNP增长率就越可能小于GDP增长率。例如，美国等发达国家人均GDP的一半转化成了收入，但中国只有10%左右，最高时也只是17%；而且，改革开放28年以来，

中国经济以年均9.6%的速度上升，但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一直低于GDP增速。其实，衡量真实经济增长最可靠的指标其实不是GDP增长率，而是生产率增长率、人均真实收入增长率和人均真实GNP增长率。例如，美国的真实GDP增长率虽然远远低于中国，但其制造业的绝对和相对生产力增长却居于国际领先。

　　(3)GDP是基于个人价值的加总，但却不能直接反映社会财富。事实上，有些私人财富是相互冲突的，甚至社会财富会因私人财富的增加而减少。譬如，从个人角度而言，装防盗铃、防盗窗、防盗门乃至闭路电视摄像机等都是有用的，可以通过防止犯罪而增加自身的安全感，但正是由于每个家庭的这种活动导致了整个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不断增加。这在广东省和广州市显得很突出。而且，正是基于个人价值的考量，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环境的恶化；而环境的恶化主要是影响子孙后代而不是当代人们的福利，即GDP指标体系没有考虑未来人们的福利。例如，广东省GDP每增加100亿元，要耗用约6万亩耕地、64万吨标准煤、12万个劳动力，单位GDP的用水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3倍。

　　(4)GDP不但无法计算外部性产生的负价值，反而产生更多的虚假GDP。实际上，GDP指标体系不仅没有把环境遭受破坏的价值以及经济活动造成的我们生活质量的下降等因素扣除，而且还把为保护我们免受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而增加的防御性开支也算进了GDP的增长中去，结果，往往造成GDP数字的无限增长和人们的福利不断下降的背离。例如，就汽车产业而言，相关的生产和使用都被统计进GDP数据中，但日益严重的污染和

交通事故损失的价值却没从GDP中扣除；相反，诸如建造新道路以缓解拥挤的花费，建造隔音墙保护社区免于新道路上的噪音污染，制造催化整流器以减少污染以及

医院为成千上万交通事故的受害者进行护理等等，这些开支和费用却被当作GDP的正增长。

　　(5)GDP仅仅是对那些可量的因素进行统计，而人们的很多福利是难以量化的。实际上，快乐是一种主观感受，或者说是心理上的享受，对普通百姓来说，能获得满意的生活质量要比GDP数字有意义得多。例如，2006年初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发布的调查报告也发现，收入与幸福度之间存在严重的倒挂，市民收入高的城市如上海、北京、广州等的幸福度低于收入相对较低的杭州和成都，杭州市民感到最幸福。一些调查资料显示，所得只能解释快乐因素的2%左右，即使把所有的客观因素，包括人口学因素、所得、年龄、性别、种族、教育水平、婚姻状况等都加起来，也只能解释快乐的20%左右。例如，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2006年所作的调查就发现，基于居民收入、消费结构、居住质量、交通状况、教育投入、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生命健康、公共安全、人居环境、文化休闲、就业几率等12个方面进行客观评估与这些市民的主观评估之间就存在很大反差，如广州客观排名第5，而主观排名竟是倒数第2位。

　　总之，尽管GDP数字并非毫无用途，因为它至少反映了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活力和发展状况，GDP跃入一个新台阶显示了这些地区朝现代化方向的迈进，但是，GDP本身不是衡量福利的有效指标，统计数字的增长并不意味着人们福利水平的同步提高。因此，作为经济政策的决策者不仅仅停留在数字层面上，而是要对数字背后隐藏的东西保持清醒的头脑。特别是，GDP增长的背后往往潜藏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而关注一般百姓的切身需求要比专注于GDP数字的增长有意义得多。而且，一般来说，在人们的物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私人消费的增加已不再是提高个人福利的主要方面，对环保、安全、教育等方面的需求则越来越大，而这些公共品的提供正是政府的能力所在。因此，GDP的增长也使得政府的职能面临着一种转换，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出现一个如加尔布雷斯所指出的“私人丰裕和公共贫困共存的社会”。可见，GDP的增长也为这些地区的政府转变其工作重心提供了机遇和挑战，它要求不再追求量的增长，而是注重质的提升，要求夯实内涵式发展的基础以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同时更需注重和谐社会的建设。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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