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重视消费不足中的收入效应

　　本报评论员 周炳林

　　世行最新《中国经济季报》指出，造成中国消费长期低迷的症结不是老百姓热衷储蓄“不愿花钱”，而是居民收入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如工资水平作为衡量居民收入的指标，其在经济指标中的比重呈持续下降态势，已从9年前的53%下降到去年的41.4%，远低于美国的57%。世行认为，中国消费下降可以用居民收入占经济比重的变化来解释,将注意力集中在所谓过高的储蓄率上并不准确。

　　按照一般的消费理论，引起消费变化的主要因素分“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长期以来，我国治理消费低迷的措施全然集中于“替代效应”，亦即出台政策令消费变得“更便宜”，而储蓄“更贵”(如低利率、加征利息税等)。这些措施目的是要引导储蓄向当期消费转化。但是，根据经济学家宋国青的研究，我国个人储蓄一共只有20万亿，仅相当于一年的GDP总额。再有效的刺激个人消费的措施最多也就能鼓励居民多消费其中的15%，为3万亿，在一年GDP总量中所占比例不太大。

　　同时，消费与储蓄的“替代效应”机制需要利率与贴现率互相独立才能成立，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利率与贴现率是高度正相关的，这被解释为利率的一种“心理暗示作用”，因为，贴现率是基于消费者主观偏好的相对虚幻的因素，而利率则现实可见，低利率常常引致国民形成低贴现率，从而使得低利率刺激消费的“替代效应”难以实现。

　　相对于“替代效应”，“收入效应”应是消费增长的长期可持续源泉，不过就一个国家增加居民收入而言，并不是意味着是要过多地干预企业与职员的工资合议。世行提出的建议更为可取，世行的报告显示，中国目前仍有40%以上的劳动力在从事生产率较低的农业，而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其他经济部门的1/6左右。这部分农业劳动力有一半为剩余劳动力，若重新配置到其他行业中，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就业类型的转变可能给这些劳动力的收入带来质的变化，这可能是未来增加居民收入在GDP中占比的最重要途径。

　　不过，世行的这一建议在我国可能会遇到崭新的情况，之前的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动力在于两地收入差距，基本符合“哈里斯—托达罗模型”揭示的原理；但是，最新的一些研究表明，在我国进一步的劳动力转移中，收入差距因素正在转变为一股阻碍的力量：并不是越穷的地方，劳动力转移率会越高。因为农民在原住地的低收入不仅意味着转移出来的机会成本低，有转移激励，还意味着他们对于改变就业境遇的初期投入(交通费用，初期在城市中的安置费用)的能力弱。

　　经过多年改革开放，一般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力度已经很大；但是，在特别欠发达地区，奇低的收入使得农民无力进行劳动力转移的初期投资，从而使得这部分劳动力仍滞留农村。贫困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抑制作用实际上并非只发生在我国，发展经济学家班纳吉和坎伯对印度、巴纳姆和萨伯特对坦桑尼亚的研究均发现了这一点。这个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那就是国家对于农村贫困者的劳动力转移进行补贴，不仅符合公平的原则，而且在经济上还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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