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诉讼费的悖论

　　王佴

　　2006年，有两个地方的人流明显增多，第一个是股票交易大厅，几年前股市大熊时，一个证券公司当经理的朋友曾考虑是否把大厅租出去当舞厅，现在那里可比菜市场还热闹。另一个地方就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各级法院。

　　上月，我在珠三角某基层法院的办公大厅里，甚至看到了以往只在银行见到的叫号机。几个法官见了我就抱怨：“钱比以前少了，班却比以前加得多了。”

　　法官人手短缺，是因为其编制按户籍人口而定，但经济发达地区外来人口往往超过了户籍人口。而法官福利下降则是由于近几年来严格的收支两条线管理办法。

　　随着司法改革渐进，法院收到的诉讼费改为交财政统一支配，

财政部门再按缴入国库的诉讼费的比例，在预算安排中满足法院的经费要求。所以近年来，各地高院都在向最高院争取提高诉讼费标准，但国务院最终出台并将于今年4月实施的新诉讼费标准大幅下调，按照新标准，法院至少要少收一半诉讼费，法官们顿感不忿。

　　国务院解释调低收费的原因，是让低收入者打得起官司，建设

和谐社会，毕竟“人家美国官司无论大小才收80美元”。法官们则认为，这么一来，让本已有“司法行政化、司法地方化”趋势的法院，更加不得不听命于地方政府的主导。

　　曾有一检察官向我讲述，某地素以办案经费紧张著称，一新检察长上任之后放出风说，越是经费紧张越要查办大案，于是当地财政预算中马上为其留足经费，以免大家闹僵。例子虽是检察机关，但问题的实质与法院并无差别。

　　或许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让司法机关的经费预算与其收缴的诉讼费用脱钩，法院毕竟不是营利性机构，其经费预算应固化以保持稳定性，而不能赋予其由地方政府掌控的极强弹性。(作者为本报华南分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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