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解读上海解禁封杀马路摊点

　　-张敬伟

　　今年下半年起，上海市民无需再为修鞋、修伞等琐事而四处寻寻觅觅了。记者昨天(25日)从市容环境卫生行业2007年便民利民措施发布会了解到，“五一”前，一份《城市设摊导则》将出炉，并于下半年正式开始实施。市区部分路段经市民同意，可设置部分便民类摊点，对马路摊点不再一律封杀。

　　对此举措，公众或雀跃而赞为人性化的公共善政。客观而言，有着5万以上马路流动摊点的大上海出台这样的公共政策确属不易。因为，各地城管人员粗暴对待摊贩的执法行为近年来已经成为社会流弊并为公意舆论所挞伐。而且，很多城市依然在城市准入和就业入学等方面对流动人口进行着有违公平和侵犯私权的政策设计。但是，藉此就认为上海的善政能够改善马路摊点在城市的生存状态不免天真，这需要政策的实践评估和类似政策在全国的推展施行。

　　更重要的是，上海解禁封杀马路摊点是有预设条件的。据上海市市容局环卫处处长孙芝兴介绍：申请临时设摊许可证的摊主必须在上海居住至少半年以上，同时要向所在街道提出设摊申请，我们将和有关部门共同听取街道居民的想法，老百姓赞成，我们才会颁发临时许可证。仔细分析上述条件，马路摊贩自由摆摊的门槛其实很高。首先，向基层街道提出申请首先可能遇到的是基层管理者的人为障碍。谁也不能保障最基层管理者的素质能确保这一程序的顺畅和人性化；其次，依据老百姓赞成才许可的承诺太过模糊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因而，如果这种善政缺乏可以保证的基本程序支持和定量的实体民意衡量，最终会导致两个后果：一是政策缺乏可操作性而流产；二是摊贩们苦于善政的烦琐而放弃。

　　基于上述因素，笔者对这项善政的效果不敢乐观。究其根本，窃以为这项善政缺乏最根本的前提要素，即在决策时缺乏足够的民意考验而诞生于某一行政机关的内部孵化。因而，政策设计的先天不足在实践中既可能造成其他单位协调配合上的被动，又造成相关的利益当事人情感上的突兀。因而，这样的善政除了具有舆论上的宣传作用，未必能发挥出管理目标的效能和体现出善政的优越。事实上，如果这项善政的设计者学一学温家宝总理敞开中南海的大门问计于草根民众的做法，最大限度地听取上海市民和摊贩们的意见之后再行决策，该政策就能保证最大限度的公平正义。因为上海在中国的特殊地位，笔者以为任何政策的出台都要秉承更高更严的要求，而衡量政策的标准就是“三个文明”中的“政治文明”。因而，公众在欣喜于这项善政的善意目的的同时，更呼吁善的过程和程序。如果两者脱节，权力意志的善是无法确保权利的保障的。

　　笔者更为担忧的是，在中国多元社会情境下，城市管理中马路摊点造成的城市秩序混乱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户口政策的滞后，城市化的浪潮和市场经济的商业运作等。因而治本之举需要宏观的政策调整和市场经济的深化才可实现。在现实的困境面前，单纯的解禁虽然满足了民意的正义呼声，但也有可能造成矫枉过正的后果。这项政策如果得到理想施行，上海消化的就不仅仅是目前的5万摊贩，还会有更多的流动人口涌入上海，有着地域空间限制的上海能够消化得了如此多的摊贩？即便如发达的西方国家，对流动摊贩的管理和限制也是常态化的。春节前夕在央视八套热播的韩国电视剧《小妇人》中曾有这样的场景：一对小夫妻因无证在马路摆摊而被城市管理人员驱赶并没收摊子。可见，规范的监管由于有法治正义的保障，对于个体性的权利无奈的侵扰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的管理者在思想深处充溢着乌托邦式的平均的善，到头来会造成社会全体的正义被撕裂。

　　总之，上海的善政让人看到了行政公权对弱势群体的人性化关怀，这是值得激赏的。这说明中国社会权力尊重权利的进步，因而散发着政治文明的光彩。但是，任何善政都不能摆脱以下的原则：程序正义、可操作性、民意支持、法治精神。最重要的是要深化现实主义的精神，避免乌托邦式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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