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听取罗斯巴德式警告

　　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近日，日本央行宣布加息25个基点，将隔夜贷款利率(短期利率)上调至0.50%。这是日本自去年7月“突破零利率”后的再度加息。这也是一次艰难的行动，因为日本内阁大部分反对福井俊彦的加息，认为这在拿“日本经济复苏”冒险。并且，随着石油等全球能源价格的下降，日本的通胀压力已大大减轻，没必要加息。但福井俊彦向外界表示，央行的举动是希望那些认为日本应该长时间保持低利率的人打消这种“资金廉价”的想法。资金廉价是一种伤害未来的做法。现在，主宰日本经济周期政策的思想不再是简单的凯恩斯主义或者货币主义，而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的观点(哈耶克商业和货币周期理论)。

　　凯恩斯主义或者货币主义都认为所有资本都是相同的物质，差别仅仅是量的大小，它的运动规律是行业间的平均利润，哪的利润高资本就流向哪。所以，无论是托宾(或者格鲁格曼)还是弗里德曼都认为货币被央行制造出来，会很平衡地分配到整个经济之中，宽松的货币不会提高相对价格水平，只刺激一般产出。扩张的货币会提高整体的GDP，但不刺激相对产出，不会制造出差别，于是，判断是否通货膨胀，只需要看看最终消费产品的价格即可(CPI指数)，如果CPI过高，那就意味着加息。所以，持有这种思想的人(例如弗里德曼)认为，用廉价货币来刺激经济是可行的。

　　弗里德曼愚蠢的货币哲学跟他一贯正确的“无免费午餐”的思想是相悖的。哈耶克认为，货币领域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根据哈耶克的分析，生产是有时间结构的，人们既可以用人力生产粮食，也可以用拖拉机来生产粮食。后者是一种迂回生产方式，它比简单的人力生产要有更多的生产环节。迂回生产的含义是，先创造高级的生产工具再创造生产的价值链然后再获得产出，它也是大工业生产和效率提高的基础性生产方式。这就意味着钱流入到人力生产(购买锄头)和流入到拖拉机制造(生产拖拉机)所产生的形态是不一样的。

　　于是，一旦央行溺爱宽松的货币政策，人为降低利率或将利率一直保持在低于自然利率的水平上，就会得到不平衡的结果，就会产生货币政策的“既得利益者”和“利益受损者”。货币会首先被高级序列的资本品所俘获，即石油、电力、

房地产(它们处于生产链条上端)这些生产过程较长的行业会最早获得货币“注入”，然后，货币再沿着生产链条传递到食品等下游行业部门。货币的收益先被生产链条上端的行业剥夺了，然后“残羹冷炙”慢慢滴落到下游行业。研究日本繁荣—破灭周期的经济学家铃木泽加雄说，日本整个经济周期完全符合哈耶克的分析，“日本繁荣期的起初，很难从CPI上看出通胀的苗头，在破灭前几年，通胀猛烈到来，然后日本进入了黑暗的萧条。现在看来，日本在最初的繁荣阶段就应加息进行控制。”

　　毫无疑问，日本的经济周期轨迹证明了廉价货币的危害，不可持续的通胀下的繁荣，它证明了货币主义的危害和奥地利学派罗斯巴德“资产性通货膨胀”理论的正确。而现在福井俊彦吸取了教训。不过中国人似乎没有接受日本的“前鉴”。廉价货币不仅表现在流动性泛滥，同时也使得中国处于罗斯巴德的警告之中，中国已经进入了“资产性通货膨胀”(这可以从钢铁电力投资数额和中国

房价2006年高达6%的增长率得到佐证)。不过，在CPI上却无法像样地体现出来。另外，由于受弗里德曼“货币平衡分配”思想的误导，使得宋国青、白重恩等认为石油、电力、房地产等“重型部门“获得大量货币是应当的；中国很高投资率其实是恰如其分的——这反映了货币追逐正常利润的需要。

　　中国央行连续5次提高存款

准备金，希望能降低流动性以及银行可贷资金的规模，但是，目前，银行体系并不对资金缺乏而发愁，也许央行会继续这样做，也许会将所有的超额准备金都变成法定准备金。即使是这样，也不能保证全社会的可贷资金水平会被央行完全控制，因为随着外资银行开放和地下金融的壮大，央行面对着更多的不可测量的变数。其实，根本之道还在于逐步提高利息，因为加息真正遏制住了信贷的需求水平，而不是在可贷资金的模糊管理地带打转。用罗斯巴德的话说，“廉价资金会让人们上瘾，会让GDP显得很美好，但它真的是鸦片，它损害长久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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