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龙：稳定房价应增加和优化供给而非压缩投资

　　周文龙

　　近年来房价快速上涨，中低收入阶层的财富出现泡沫化趋势，使得住房问题正在成为日益突出的社会矛盾隐患。从物质层面讲，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是解决群众的住房问题，而稳定房价只能依靠增加和优化供给来实现。

　　中央要求稳定房价，群众希望稳定房价，然而房价却一再逆势而行。如果没有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强有力的羁拉，房价恐怕早已四处脱缰了。到底是什么力量给了房价如此巨大的上涨力量呢？我们以往更多地将此归昝于全球经济的向好、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长期压抑的住房需求集中释放、土地资源的稀缺、一些地方政府的暗中支持、投机资金的介入、不法商家的恶意炒作以及老百姓不理性的消费取向等等。但还是有些问题没有办法从中找到答案——为什么毗邻的日本和韩国人均可利用国土面积均大大低于我们国家，而人均住房面积却反而高出我们近1/3？

　　我国住房的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平抑价格与压缩投资，本来就是一对矛盾，想同时做到非常困难。住房需求的刚性较强，基本没有多少调节空间；但住房供给却有着非常大的弹性，这也许会为解决我国住房问题另辟一条蹊径。

　　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住房水平是由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我国的土地资源的确稀缺，但城郊和农村还有大量非农用土地可供住房建设，只不过缺乏完备的基础设施，所以不具备开发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土地资源稀缺只是具备开发条件的住房建设土地资源稀缺。如果城郊和农村的大量非农用土地一样具有完备的基础设施，那么土地资源的稀缺程度就会大大降低，住房的供给就会相应增加。因此，要解决我国的住房问题，首先必须解决供给相对不足的的问题。

　　据国内经济学家测算，现阶段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大约在12%左右。也就是说只要经济结构适当，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在一个时期内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也是可以承受的。其实投资增速快慢不是问题的根本，问题的根本在于投资结构是否健康合理，投资增长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因为当前资金流动性过剩是全球性的，我国很难单边解决一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资金要求收益回报，所以一定要有出路。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调控难就是难在这里。在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结构中，

房地产约占27%，基础设施约占30%，其余基本就是工业项目。工业生产面临过剩的压力，那为什么不能引导过剩的资金投向基础设施领域和住房建设领域呢？这两个领域都具有明显的公共消费和最终消费特征，似乎也可以算是拉动内需。最重要的是，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可以增加可供住房建设土地的供给，从而可以引导消费预期，纾缓住

房价格上涨的压力。不过需要注意，这里所提的住房与房地产有着较大的区别，住房概念里除了

商品房外，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社会保障性住房，而社会保障性住房才是解决中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的关键，才应该是政府支持和鼓励的投资方向。如果不考虑实际情况一味压缩房地产投资，无异于削足适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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