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资本配置：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中国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双倒挂”观察之一

　　钟昱

　　经历了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并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后，中国经济一系列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结构大调整势在必行。其中，资源及环境约束不断加大，民工荒、技工荒、高级经营管理人才匮乏等现象一直是社会各界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深究起来，都反映出中国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关系的不协调，即与物质资本相比，人力资本投入比例与价格都相对偏低，呈现“双倒挂”态势。

　　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是一国经济增长及国民福利的最终源泉。据著名国情专家胡

鞍钢的测算，由于长期的粗放式发展，我国自然资本已处于折损状态，中国的物质资本，即“硬件”投入比例在世界大国中已属最高，其上升空间有限，与人力资本的比例很不协调。显然，改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比例，扭转人力资本价格偏低的现状，已经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刻不容缓的任务。

　　事实上，在我国过去近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人力资本“红利”一直是一个少为人知的“秘密武器”。但是，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这种“红利”在逐步削弱。中央提出，要变人口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这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乃至民族昌盛的千秋大计。

　　中国物质资本“当家”

　　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王亚华博士测算，近几年来，由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构成的我国总资本变动非常快，1998年的总资本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2年总资本已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且超过高收入组国家水平，短短五年间提高了12.8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2.6个百分点。中国总资本的绝对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是逐步提高的，按照

汇率法计算，从1998年的3.02%提高到2002年的4.47%；按照购买力平价法(PPP)计算，则从1998年的9.49%提高到2002年的13.54%。无论按照哪一种方法计算，中国总资本占世界总量份额均已超过经济总量所占世界总量份额(按照汇率法和PPP法计算，2003年该比重分别为4.1%和12.5%)。

　　然而，细究我国资本迅速增加的原因，其主要增长还是来源于物质资本。从各类资本的价值量(当年投资额)所占世界比重来看，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1998年以来均呈上升趋势。根据PPP法计算的结果，物质资本的上升最为显著，从1998年的16.25%提高到2002年的23.04%，已经高于中国人口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人力资本提高相对缓慢，仅提高了1.35个百分点。王亚华测算，假设中国的物质资本降低到世界平均水平，其他资本维持不变，则总资本水平为55.43%，还低于下中等收入组国家水平。

　　人力资本让边际收益“递增”

　　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是传统经济学的一条基本规律。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不变时，一种可变的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最初会使产量增加，但当它的增加超过一定限度时，边际产量会递减，最终还会使产量绝对减少。这一规律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中广为存在，并发挥着作用。

　　然而，当人类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后，新增长理论顺应时代，以边际收益递增规律取代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它本身的生产具有递减报酬，而作为生产投入则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力。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默指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本作为知识的载体，同知识一样，它不仅能自身形成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劳动等其他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是递增的，递增的收益保证了长期的经济增长。

　　按照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舒尔茨的研究，在美国20世纪前半叶的经济增长中，物质资源投资增加4.5倍，收益增加3.5倍；人力资本投资增加3.5倍，收益却增加了17.5倍。舒尔茨还指出，从1919年到1957年38年中美国的生产总值增长额，49%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在舒尔茨之后，经济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20世纪60年代的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为15%，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为20%；20世纪70年代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3%和15%。可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对发展中国家意义尤为重大。

　　“双倒挂”之惑

　　理论上，人力资本的收益显然要远远超过物质资本，且更具有可持续性。但无论从投入总额以及对经济的贡献来看，目前我国还普遍存在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倒挂的现象。

　　2000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分析认为，过去中国人力资源投资过低的重要原因是人力资本价格，也就是投资回报率太低。上世纪90年代，人力资源投资回报率只有4%，21世纪以来可能在l0%左右，仍低于15%的物质资源投资回报率。但从长远看，中国投资人力资源的回报率将大幅上升，甚至可能高达30%至40%。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2005年中国人才报告》指出，由于总体投入相对较低，尽管等量投入情况下，人才投入的收益大大高于物质资本投入，但1987年至2003年，我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率却不到30%，而物质资本投入的贡献却达70%。

　　王亚华的测算报告结果显示，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1998年至2002年物质资本占GDP的比重平均达到了37.11%，不但远高于巴西、印度、俄罗斯这些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还超过了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美国19.15%、日本25.9%)；但我国人力资本占GDP的比重仅为7.41%,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与印度相比，也落后2.22个百分点。

　　据詹姆斯·赫克曼的测算，中国各级政府现在大约把国民生产总值的2.5%用于教育投资，30%用于物质投资。这两项投资在美国分别是5.4%和17%，在韩国是3.6%和30%。也就是说，物质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二者的比例，中国是12:1，韩国是8:1，美国是3:1。詹姆斯·赫克曼认为，这说明“中国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的支出，远远低于各国平均数。如果中国过多投资于一种资本，而另一种资本投资不足，那么，财富增长的机会就丧失了。”

　　我国物质资本投资率过高，在世界大国之中属于最高，人力资本投资率过低，在世界大国之中属于最低，资本构成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这也反映出，我国以往的投资决策中，是以“物”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硬件投资比例过高，软件投资比例过低。实际上，中国过高的资本投资率，已经导致近年来资本收益迅速递减，资本生产率大幅度降低，经济增长质量明显下降。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中国的总资本积累仍会继续增长，但是其提高的空间已经比较有限。王亚华建议，下一步需要转向资本优化配置的新阶段，从以数量增长为主转向以提高质量为主。其方向是优化资本配置，提高各类资本投入的产出效率，重点是改善物质资本的投资效率，适当降低物质资本的投资比例，大幅度提高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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