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价降了19次百姓为何还是看客

　　题由：年末岁首，杭州市某大药房依据店里登记的一份“百姓缺药登记表”到市场采购时发现，表上70%的药品是政府明令降价或者价钱便宜、疗效明显的药品，早已无人生产。这份“百姓缺药登记表”凸显当前我国药品“降价死”的怪现象。

　　从1997年到2006年，政府对药品降价次数多达19次，降价金额近400亿元，其降价范围之广、频率之高、力度之大都是史无前例的。但这么大力度的降价，百姓还是没有得到多少实惠，似乎成了看客。一种表现是，到医院去看一种常见病，以前付多少钱，现在还付多少钱。如果是大病的话，降价的实惠更是无从谈起。另一种表现是，国家一公布降价药品名单，药店就像约好一样，那些“上榜”的药品就很难找到了。

　　随着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的落马，药品审批中的诸多内幕正逐渐被揭开。郑筱萸似乎成了中国

药价不正常的根源。但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分析，郑实际上只是我国药品审批环节上中饱私囊的蛀虫。真正出问题的，是他赖以牟利的整个药品审批环节。

　　笔者认为，中国特殊的新药定义是上述现象的根源之一。因为低水平的研发能力，“新药”指的是“未曾在中国上市和销售的药品”，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新药。2004年，国家药监局受理了10009种新药申请，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仅受理了148种。因为需要审批的药品太多，国家药监局后来不得不把第六类化学药品放到省级药监局审批。

　　几乎是天文数字的“新药审批”，批给谁不批给谁，这就是权力寻租的空间了。既然付出“公关费”就可以拿到新药批文，药厂肯定不愿再生产国家公布降价的药品，转而在降价药里面添加一些无关紧要的成分，以新药的名义高价销售。

　　问题是扎紧新药审批关口只是解决药价问题的一个方面。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药品的基本属性是商品，当国家强制性将药品价格降低，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行政命令根本不具有强制药厂损失自身利益继续生产低价药的法理，因为追逐利益的最大化是资本的属性。

　　我们的药价之所以成为问题，就是源于国家一方面对医药投入太少，一方面又试图以行政命令的螳臂阻挡市场经济本质规律的车轮。

　　国家如果真的有决心破解百姓吃不起药、看不起病的难题，那必须在两个方面有根本性的思维突破。

　　首先是建立普遍的医疗保障体制。国家投资掌握所有的医院系统，理论上负担所有公民的医疗——也许在开始阶段这只是低水平的，但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应该越来越完善。初始阶段，可以根据国民的支付能力建立多层次、多样性的

医疗保险体系，使每一位患者尽可能地接受到最好的医疗服务；同进将医疗保险与医院治理有机结合，可以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医疗保险直管医生处方机制。

　　其次，在国家统管了治疗系统后，还原药品完全的市场属性，让药厂充分竞争，让市场规律的巨手来平衡药价，同时加大对新药研制的扶持。唯其这样，老百姓面对医疗系统，才真正有健康受到保护的信心。

　　本报评论员 吴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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