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报告泼冷水 中国需要反思宏观调控

　　植根于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思维，不利于中国应有的经济增长潜力，2004年以来，这种看似未雨绸缪或亡羊补牢的调控方式，正在毫不留情地阻遏“似乎过热”的高位投资。宏观调控的理由似乎合情合理：投资率过高、产能加大、一旦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增长出现滞长，经济可能陷入通货紧缩。

　　事实也许正与宏观调控的假想相反。在日前公布的2006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中国央行首次公布了中国银行系统的中长期贷款的投向：2006年，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主要金融机构人民币中长期贷款比年初增加1.73万亿元，但是，这些新增中长期贷款主要投向却为基础设施行业、房地产业和制造业，比重分别为37.6%、19.7%和8.3%。与此相对应的是，这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也基本吻合。

　　这或许给正在进行的宏观调控泼了一盆冷水。即使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仍高居24%，但在上述投资增长结构下，非贸易品—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业投资的大幅增长，不仅无助于中国制造业产能的扩大，反而可以缓解目前经济发展的“瓶颈”，尤其是目前煤电油运仍没有完全缓解的情况下。事实上，根据中国央行公布的银行系统中长期贷款投向，基础设施投资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仓储、

　　而房地产业投资的增长，不是房地价的价格，也不应该是宏观调控的对象。相反，房地产业的投资增长，可以缓解目前需求增长和供给趋缓矛盾造成的价格增长。

　　遗憾的是，“本应”成为宏观调控对象的制造业投资增长，在目前新增中长期贷款增长中只占8.3%，而且还包括消费升级引起的产业升级的重工业投资，虽然这些产业可以通过直接融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自筹资金来增加投资，但是其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7个百分点的贷款增长，难道还要通过宏观调控压缩？

　　很显然，目前中国的宏观调控仍是计划经济残留思维在市场经济发挥作用，这种只看总量不看结构、缺乏全球化思维的调控方式，不仅助长了目前中国经济运行矛盾，而且也在挤压中国经济应有的成长空间，还使中国产业“缚手”于全球竞争。

　　GDP以两位数高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仍是高位推进，中国经济看上去似乎确实“热气腾腾”，但是，将这些绝对指标作为经济是否过热的“显示器”，未免失于草率，即使是按照中国正在奉行的凯恩斯主义，经济过热也只能是当经济增长超过充分就业下的经济增长时，经济才被称为过热。而从目前看，虽然CPI在食品价格的推动下，有所上涨，但是，与此相反，全面衡量中国物价指数的GDP缩减指数却在下跌，2006年增率为3.2%，比上年下降1.4个百分点。虽然这里面有消费品和投资品的结构问题，但中国是否达到了充分就业下的经济增长，或许是个疑问。

　　与此相似的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即使在黄金增长年代，但仍继续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积极“增长性财政政策”，而不是中国式的宏观调控，虽然此后美国陷入七十年代的滞胀，那也是国家和市场功能的争论，而非凯恩斯主义前提下的争吵：既然实行凯恩斯的调控思维，就应这将这种调控方式进行到底。

　　而且，目前高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也是是建立在利润率大幅增长的背景下。200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9万亿，增长31%，增幅比上年高8.4个百分点，而且企业销售利润率为6.09%，比上年提高0.27个百分点，处于近年来较高水平。很显然，从利润角度看，这种投资规模应该是值得鼓励，而非抑制。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传统计划经济的“过剩”思维，显然已经过剩，即使目前中国的可贸易品投资—制造业继续偏热，产能过剩，亏损或倒闭的企业未必就一定是中国，也有可能是美国、欧洲、日本、或东南亚国家的某些企业，中国过剩的产能完全可以在WTO规则下，通过出口挤压其他国家相关产业和企业的生存空间，尤其是在目前人民币还处于高位的时候，否则一旦人民币升值到位，这些国家的企业可能会反噬中国公司。

　　中国的汽车业发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近一两年来，关于中国汽车产业是否过剩的讨论不绝于耳，而事实相反，伴随着中国汽车业产能和产量的增加，汽车业2006年出口已达34万辆，同比增长一倍。如果按照这种出口速度，也许再过几年，中国宏观调控部门警告的不应是中国汽车业，而应是警告美国底特律汽车城的“产能”过剩。

　　将目前以压缩高位投资规模为主旨的宏观调控，称为“助长”中国经济运行矛盾，也许并不过分。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贸差顺差过大，以及环境、资源压力加大，这四个矛盾的因果都是一个有机整体，而非独立存在。与2005年前不同，目前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主要来源是贸易顺差，而不是以前的外商直接投资，而贸易顺差显然是2004年以来宏观调控的结果，投资规模压缩的结果，自然是进口的减少，从而加大了贸易顺差、扩张了国内银行系统的流动性以及贷款规模。

　　从表面看，目前环境和资源压力的加大，确实也是投资过热的结果，但实际上，这可能也是这些产品的价格仍被政府管制的结果，价格低估的结果是，助长了投资规模的膨胀，而不是通过市场价格上涨成为投资规模的“自动刹车器”。当然市场经济造成的外部效应如环境污染等，确实也应该由政府干预。

　　全球化时代，需要全球化宏观视野和调控思维，目前中国经济在计划经济和“半吊子”凯恩斯反周期调控思维的双重夹击下，正在丧失其应有的活力和潜力。中国宏观调控部门应该与时俱进，面向全球，放弃一些囿于中国的总量调控思维，而应更多地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微观主体的“主人公”意识，来促进中国产业进入全球化竞争。否则无疑是自缚手脚。作者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经济事务评论员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