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大国发展中的挑战

　　宋蕾 徐以升

　　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7年年会于昨天下午举行。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大国发展中面临的挑战”，论坛成员吴敬琏、龙永图、王建等做了主题发言。

　　与会的经济学家、企业家等就大国发展面临的挑战，展开了讨论。《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出席论坛，并将发言整理如下。

　　吴敬琏：大国发展要有人文思想基础

　　我讲的题目是《从大国崛起看民族富强之道》，题目我觉得不太贴切，因为是不是大国和是不是崛起其实关系都不大，最重要的是怎么能够满足人民幸福和民族富强的要求。我们是正在一条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这道路并不很平坦，因为好几代人为此而努力，到现在才看见曙光。所以我们很需要吸取别的国家的经验和教训，使得我们走得更顺一点。

　　我对后发优势的体会，主要是后发国家可以避免前人所走过的弯路，不犯前人的错误，吸取人家好的经验，使得路走得更顺一些。所以我很赞成在大国崛起前面讲的一句话，是让历史照亮未来的星辰。

　　有以下几个重要的问题，如果能做得比较好，国家的发展、人民的福利才能增进得比较快。一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二是民主和法治；三是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四是中等收入阶层的兴起。民主和法治可以看成是两个问题。

　　首先一个问题是市场经济的问题。现代经济有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一种就是市场配置，一种是计划配置或者叫行政配置。

　　但这个问题还存在一些不太清楚的地方，最容易出现的一个混淆是什么叫市场经济，在认识上有很大的差距，最容易产生的问题就是把市场经济理解为只要是商品或者资源，都是通过市场来的。于是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多少都经过重商主义的阶段，重商主义代表了企业。但问题就在于重商主义的政策能给国家带来长期的繁荣吗？

　　重商主义有两个特点，一是政府高强度的干预，另外就是货币是唯一的财富，发展的目标就是积累财富。

　　许多国家确实在发展初期采取的重商主义政策，葡萄牙、西班牙就是。重商主义大概在五六十年的时间里是让葡萄牙、西班牙发展很快，但是它并不能够保证经济的持续繁荣。此外重商主义还造成严重的腐败。

　　其次，是民主与法治。可以分开来看，因为法治和民主可以是完全同步的，也可以是有先有后的。

　　实行法治有两方面的重要性：一方面，它是个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一定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

　　法治和民主的关系问题，人们最近也有议论，有人说，有法治就能够维持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转。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确实时间可以先后、重点可以不同；另一方面，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要保证法律符合公众的利益，而且要保证法治能够持续下去，如果没有民主是不可能的。

　　再有一个问题是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这是人文思想的基础，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文艺复兴，没有宗教改革，那么科学和文化是很难发展起来的。

　　我们现在讲增长模式转变，早期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到现代经济增长模式要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这里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立足于理论科学，或者说基础科学研究的应用、技术的普遍运用。而基础科学的发展、教育的发展，没有思想的解放、没有文艺复兴后来的思想运动所打下的基础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在这方面的进步对我们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最后一个问题是中等收入阶层的兴起。一些发达国家真正走向社会的稳定，持久的繁荣，都有一个基础，就是社会结构的问题。

　　传统社会是个哑铃形的社会，中间阶层是非常弱小的，即使到了近代开始，中间阶层，或者叫中等收入阶层，开始壮大，但是总的来说人数还是非常少的。这个情况在20世纪，就是经济增长模式发生转变以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是因为增长模式转变以后，专业人员在整个社会生态体系中的作用变得非常重要，他们的人数增加，社会地位提高了。所以现代社会就变成一个橄榄形，而这个中间阶层其组成人员是专业人员。

　　在一本书里讲了一个数字，美国劳动力总人数1900年是2900万，1970年是8000万，其中体力劳动者1900年是1000万，1970年是2900万，增加了190%，白领工人在1900年是500万人，1970年是3800万人，增加了600%，白领工人的总人数比蓝领还多。

　　哑铃型社会通常是不稳定的，而橄榄型的社会则容易实现稳定增长与和谐。所以从别的国家的经验看，我对于最近流行的分析非常怀疑，就是说现在我们社会有两种：一种叫精英，一种叫草根，或者叫大众。我对这种分析表示担忧。

　　(演讲者为吴敬琏，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报记者徐以升根据吴敬琏在“2007年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上的演讲整理，有删减，未经作者审阅)

　　龙永图：承担大国义务

　　我讲一下关于大国崛起中中国的形象问题，特别是国际形象。中国需要树立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树立这样一个形象的着眼点是什么？着眼点就是要让全世界，至少大多数国家相信中国的崛起是机遇而不是威胁。在这方面有两点需要注意。

　　一是应该建立起负责任的形象。这包括两个方面，塑造守规则、按规则办事的形象；塑造承担起大国义务的形象。

　　其中，怎么样在全球树立守规则的形象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加入WTO有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接受WTO一整套规则体系，来说明中国是按规则办事的，这是中国加入WTO最重要的国际战略。其次，承担义务。虽然中国现在整体上还是发展中国家，但是要成为大国就必须要承担起大国的义务。

　　中非论坛以后，中国愿意为发展中国家承担起自己的义务，还有关于温室效应、全球变暖的问题等。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不早动手、不承担起义务，大国的地位就会受到很大的挑战。今后中国要承担更多的义务，这一点不可否认。

　　二是应该建立起开放的形象。首先要继续中国的市场开放，这个问题我们虽然说得很多，但是始终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没有做好。

　　怎么样使中国的市场开放与中国的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增长相匹配，这对我们非常重要。在对外开放关系中采取更加宽容、更加理解、更加包容的心态和政策也非常重要。

　　王建：只有靠自己“创新”

　　所谓大国崛起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是说有哪些我们以后必然绕不过去的事情，我们面对哪些难题是必须谨慎处理的，如果处理不好，大国崛起之路就有可能走弯路，甚至走不过去，我主要想讲两个对内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解决中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变动互相适应的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我们改革差不多30年了，中国社会的结构、中国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在这近30年当中大家都共同接受一个观念，就是说保持一个稳定的意识形态、一个稳定的政治结构，这是中国在推动社会化进程当中、保持经济连续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已经感觉到社会的经济基础变化中，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已经累计接近到质变的时期。怎么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适应的问题？在中国市场化的基础上建立我们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碰到了越来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在讲中国特色，但是我们看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可以说没有什么特色，还是在重复重化工业的老路。吴敬琏老师一直批评重化工业的道路，强调资源是不可持续的。

　　我觉得我们不能走传统工业化的道路，用传统工业的资源煤、石油、钢铁、有色金属来建设我们的工业化社会。我们必须得走出一条新路。虽然我们现在也提出来创新型国家等，但是我们必须走出一条新的工业化技术路线，不能复制传统工业化的路线。对这样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形成共识。

　　此外，我们提出创新型国家，但此“创新”的含义还不是我讲的创新的含义。发达国家基本的重心已经转到虚拟资本，转移到金融资本市场，这个变化使他们在物质生产里继续追逐技术进步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如果要走新的技术路线只有靠中国人自己，别人替代不了。

　　发达国家技术是比我们先进，但是对新的技术路线，他们感兴趣的程度恐怕很小。他们也没有技术创新的精神。所以，历史的责任在我们肩上，中国人怎么能够突破资源和环境的瓶颈，走出一条新的道路。